“有治人斯有治法”:理学官僚与清初荒政重建

清初理学成为荒政重建所依赖的思想资源,理学官僚影响清代统治者接纳了具有“三代之治”色彩的儒家荒政,并从顶层设计上不断修补荒政制度的疏漏;他们在各地救荒活动中“躬行”实践,视民如伤,遇灾皆以“养民”为标准,极大推动了清初社会恢复重建的进程;灾后编纂《荒政考略》等著作来总结儒家荒政思想,供朝野上下参考使用。正是理学官僚群体的积极作为与表率作用,使得清初国家荒政体系得以正常运转起来,体现出“有治人斯有治法”的精神。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程朱理学官僚与清初社会重建--基于学术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考察

清军入关,"定鼎燕京",标志着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王朝建立。王朝鼎革导致社会秩序的大动荡,加剧了伦理道德体系的混乱。信奉程朱理学的官僚群体,顺应历史潮流,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通过改革清初弊政,推行休养生息和整顿吏治等举措,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通过敦行教化、兴起教育,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加速伦理道德体系混乱局面的结束,为清初时代命题的解决贡献积极力量。

从“崇儒”到“重道”——清初朝廷对民间理学的认同及歧异

明清鼎革之后,民间学者在学术反思中逐渐由王学转重程、朱。清初一些官员在从学、交游中汲取了民间理学,并传衍于清廷内外;魏裔介、熊赐履等人在奏疏、经筵和日讲中引导了康熙帝的儒学走向,使之独尊程、朱,彰明道统,清廷文治遂由泛泛“崇儒”转向明确“重道”;清初理学人物大体都讲求躬行实践和“居敬穷理”,但康熙帝对其诠释仍侧重于“治道”,并凸显了道学的“忠诚”内涵。故清廷的崇儒重道本质上仍是文治策略而非学术信仰,且康熙中期以后治统完全兼并了道统。清廷在转向“重道”及治道合统的过程中体现了对民间学术的认同及二者道统观的歧异。

东林书院与清初理学

明清之际,东林书院的理学脉络延绵不绝,高世泰、张夏等人重开东林讲会,修复东林书院,以程、朱理学倡导士林。东林书院作为清初江南理学传播中心,不仅是江浙、皖南理学的重要渊源,而且与北方名儒孙奇逢、李颙、刁包等交流学术,推动了清初由陆、王返归程、朱的学术潮流。清初修葺东林书院得到一些理学官僚支持。官方学者大体认同东林书院的理学传统,而忌讳其党社遗风。顺治及康熙初年,东林书院对魏裔介、熊赐履、汤斌等人的理学倾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直接或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