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非理性信任成因研究

基于信号理论、归因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信号发送者—信号—信号环境—信号接收者—信号反馈”模型框架,深入研究涉众型经济犯罪被害人非理性信任形成过程中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借助IBM-SPSS 26.0和AMOS 24.0统计软件,通过多元统计回归方法对294名被害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涉案公司信号和人员信号能显著地正向预测被害人非理性信任;被害人交换动机通过其认同动机影响非理性信任;被害人认知归因方式对涉案信号与被害人信任的关系有负向调节效应;被害人部分个体特质“画像”对涉案信号与被害人信任动机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媒介信任对涉案信号和非理性信任的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

试论公众对科学理性信任的构建

公众对科学应该持有一种理性信任的态度,全面理解科学是公众理性信任的前提,规范的同行评议与公众参与制度是构建公众对科学理性信任的根本保障。

制约、理性信任及企业间关系

信任对维护企业间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揭示了在大多数企业间关系模式中,由于制约机制的客观存在,维护企业间关系实际上是理性信任,并由此推导出制度上的完善是促成企业间关系长久发展的现实途径。

基于理性信任模型的理性委托计算协议

传统的委托计算需要额外开销验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导致委托计算效率较低、开销较大.针对此问题,结合博弈论与理性信任建模(rational trust modeling,简称RTM)的思想,提出了基于理性信任模型的理性委托计算协议.通过设置恰当的效用函数,激励计算方诚实执行协议,以此来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首先,基于理性信任建模的思想构造理性信任模型,将服务器的生存周期作为效用函数的参数,设计满足委托计算参与者利益的效用函数,并分析协议中参与者的行为策略,当参与者采取"诚实"策略时,可以得到理性委托计算的纳什均衡点;其次,利用改进的NTRU(number theory research unit)公钥密码体制实现速度快、安全性高、具有抵抗量子计算攻击的能力的优点,结合Pedersen承诺方案,设计理性委托计算协议;最后,从正确性、安全性与性能这3个方面对协议进行分析,并通过实验证明生存周期对参与者效用的影响.结果表明,该协议可有效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信任机制及其在网格安全中的应用

分析了网格计算环境对信任机制的需求,将信任机制分为理性信任和感性信任,并给出了相应的两种信任机制模型,结合网格计算的安全功能,给出了有感性信任参与下的网格安全服务,最后结合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机制给出了该模型的一个实例,即通过理性信任和感性信任的评判得到信任度等级,根据该信任度等级来决定用户所分配的角色和权限集。

关于信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思考

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对信任研究都有涉猎,并大多对信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持肯定态度。然而,在对信任这一理论架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同学科的学者却有着千差万别的思辨路径。文章分析了信任研究的两大流派——经济学流派与社会学流派在思辨路径上的差异。

科学公信力的生成逻辑与实证检验

科学公信力概念的提出既是创造性地将"公信力"移植入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结果,也是审视理解现代社会科学与公众紧张关系的一个崭新视角。从公众优位的立场出发,科学公信力可被视为公众在理性权衡科技进步的影响后果的基础上,对科学知识及其生产者的信任度。具体而言,公众对科学的工具性信任、伦理性信任和符号性信任的相互作用机制推动了科学公信力的生成与演进。公众对科学的工具性信任亦即对"科学带给人类诸多福音"的效果的信任,是科学公信力产生的基础。而伦理性信任亦即公众对科学家人格能力等美德的信任,它既是工具性信任过渡到对人的信任的结果,也是确保工具性信任持续存在的重要条件。符号性信任亦即公众对科学知识与方法的客观准确性的信任,是工具性与伦理性信任得以实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保障,将科学公信力限定在与真理有关的框架范围内,使得对其的探究能与其它公信力区别开来。经过实证检验,尽管影响三个维度的因素有些差异,但三者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互之间的影响力和解释力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任何一个维度的缺失都会引起科学公信力的损耗流失。因此,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赢得公众的信任,必须重视科技风险的治理,优化完善科学共同体的考评机制,加强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提升公众参与科学的兴趣和能力,捍卫科学的客观公正形相。

组织维度的企业特征与中国民营企业治理

文章基于经验观察和理论假设将企业按照组织维度的特征排列为一个大致渐进的“企业色谱,”通过比较各类企业的组织特征及绩效探讨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的治理的结构、原则和方向等问题。

囚徒困境下的决策选择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决策的结果,决策活动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本文借用"囚徒困境"说明人们在面对类似的社会两难情境时的决策过程,挖掘其深层的人性基础和理性信任观。

加斯东·巴什拉的多元主体论

理性信任——归纳的心理机制吗?巴什拉的批判的、多元的理性主义,以发人深思的隐喻方式,提出了一种原初的、未加修饰的关于理性信任的分析。为了恢复原位,这些复杂、变动的概念屡经偏移,它们能否提供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品牌信任与营销数据:塑造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

营销带来的数据,最终还是要靠品牌来维持品牌的理性信任与市场营销的机会主义,平衡着产品的商业机遇与企业价值观。持续耕耘信任度,才是企业生存的长期主义策略。提高用户的信任度和忠诚度,让用户后期的消费行为,成为对品牌的依赖,是品牌营销的终极导向。对于品牌与营销,至今依然有人分不清两者的异同。

政治信任的品质对象究竟是什么?——我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分析

我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呈现"央高地低"的基本格局,但在知情、动机、决心与能力4个维度上的信任却呈现不尽一致的特点:知情信任"央低地高",动机信任、决心信任与能力信任均为"央高地低",体现着较强的自身特点。与国外民众政治信任的工具性信任特征不同,我国民众对于从中央到省、县和乡4级政府的信任,主要来自政府主持公道的决心和执政为民的良善动机,体现着较强的伦理性机制而非工具性机制特点,是一种典型的伦理性信任。民众的政府信任驱动源自经验之外的先验价值或想象建构,反映了我国体制与文化环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