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论公共理性与语言他者

按照康德的论说,“理性的公共使用”是寻求真理的学者在将自己的思想以书面形式传达给读者时所进行的理性运用。评论家们往往认为这种论说表达了一种平等主义的理想,而没有认真考虑嵌入其中的限制条件——特别是学术条件。在探讨康德对“东方人”作为在语言上,因而在认知和文化上都处于低等的他者的建构的基础上,可以对他的公共理性论提出质疑,并给出理由来担忧他的论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即使它名义上是平等主义的)。此外要强调如下事实:康德是在殖民主义的背景下,并且是从权力的立场出发,来建构语言他者的。因此,他关于他者的观点具有形成意识形态和塑造世界的效果;以这种方式,他的排除性话语实践——例如将东方人描绘为较低的语言他者——可能会持续不断地影响知识生产和公共理性在现实世界中的运用。

论康德的“公共性”及其理论价值

在学术界对康德思想的讨论中,"公共性"问题却被忽略。而这恰恰是把握康德政治哲学特质的关键所在。在康德看来,任何政治判断都应该是一次"启蒙"。而启蒙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正是由于理性的公共使用,政治判断才有可能成为批判的、辩论的共识,进而才能获得深厚的民情民意基础。基于这种认识,康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性"并赋予其新的意涵,从而凸显了"公共性"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转向意义。

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使用”——罗尔斯与后启蒙的政治哲学

罗尔斯通过公共理性来回应现代社会合情理的多元论事实,合情理多元论是人类理性自由行使的结果,康德式的“理性的公共使用”却意味着理性的自由行使,公共理性由此不仅没有承诺“理性的公共使用”,而且构成了对它的限制。但公共理性的限制并不是独断的,因为它建基于合情理性(the reasonable)之上。合情理性是引导人们参加公平社会合作,与他人结成相互友爱的政治社群的理念,它先天地预设了人类政治生活的内在价值。对这种理念的依赖表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是一种后启蒙的政治哲学。它非但没有局限于以启蒙主体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秩序,而且为反思和超越现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