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指向理性共识的学校价值观教育及其构建

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确立,那种基于确定性秩序的教育传统已难以为继,价值观教育亟待探寻新的出路。理性共识作为一种基于理性的共识状态,兼顾了对主体理性的尊重与对社会共识的塑造,不仅符合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能够体现学校价值观教育的独特担当,还有利于个体的价值成长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理应成为当代价值观教育的理想追求。为了更好地促进理性共识的构建,需要依据价值观结构组织教育内容、构建真实的价值理解与对话活动,并充分发挥教师的价值引领作用,以便为学生提供理性加工的线索、创造共识达成的空间,同时确保所得共识的质量,使学生在追寻理性共识的过程中,获得全方位的价值成长,彰显理性共识构建的教育意义。

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

哈贝马斯所构想的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模型是要通过理性商谈来达成理性共识,这种理性共识实际上是弱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公共领域"再封建化"了,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展开了公开的利益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强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只要采取一定的程序而使所有的人平等参与商谈,那么理性共识是可能的。然而在公共领域中,大众和公众又是混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策略上就是利用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理性共识观论辩——以墨菲对罗尔斯、哈贝马斯理性共识观的批判为视角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倡导多元社会应当追求理性共识,墨菲对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共识"政治观、理性共识的基础、共识所服务的目的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正确地指出了理性共识可能存在隐形压制,由民主制度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普世一统性,当代民主需包容多元与差异。但是墨菲的批判也有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体现为:没有认识到共识政治观的合理性,也没有对理性的不同方面作出界分。从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政治哲学领域有关理性共识观的论辩,并进一步思考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理性共识本身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从“合理选择”走向“理性共识”:霍布斯契约论证中的内在逻辑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可以理解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追求不同偏好的个体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争夺中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并建立一种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从整个论证来看,霍布斯显然认为一个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的建立不是依靠信奉一套来自宗教神学或形而上学目的论的道德观念,而是依靠那些拥有不同"合理选择"的人通过理性层层辨析和推理所达成的"理性共识"。霍布斯是以一种非宗教神学的方式来寻求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从个体人基于私利的"合理选择"论证了人们走向"理性共识"并建立合作的可能和条件。

法治社会的理性共识——以《十二公民》诠释审议民主对个人偏好的转化

多元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是外在于政治过程的、固定不变的,政治活动不过是对个人偏好的汇总;共和主义政治观认为,个人偏好与政治过程紧密关联、可以被改变,政治审议会重塑个人偏好。具体到民主决策程序层面,多元主义政治观倾向于实行票决民主,而共和主义政治观推崇审议民主。采取多数原则的票决民主,不仅无法实现对个人偏好的转化,还会对少数意见产生压制,进而极大地妨害了决策结论的正当性和稳定性。审议民主在搭建公共讨论平台、促成理性共识、塑造公民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当代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公民意识高涨,社会冲突加剧,迫切需要通过恰当的方式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藉由不同层面的民主审议历练,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文化,为深化民主进程积累经验和共识。

从“敌对”走向“争胜”——查特尔·墨菲对“理性共识”民主模式的批判

"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一方面借助施米特揭示了遮蔽"政治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又与施米特的"民主需要一种同质性的人民的存在"这一观点保持距离,认为其排除多元主义易于走向极权。在上述批判之后,墨菲将施米特的"我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改写为一种"争胜"的模式,这样一来,她试图在施米特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另类的民主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实践可能性需要创造新霸权的主体,对此,墨菲却将民主的实现目的误认为前提进行了"颠倒"性的思考,从而走入死胡同。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性共识——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的文化建设对广东乃至全国而言都是很有代表性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以传承中华文化作为发展根基、坚持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发展动力等理性共识。这既是值得总结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新时代推进文化建设需要强化的实践自觉。

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性共识——深刻领会习近平视察广东讲话精神

在全国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之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调研的重要讲话,对于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理性共识,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要把深刻学习领会习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机统一起来,切实强化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自觉。

政治秩序实现的价值共识与路径选择

在马克思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论视野下,政治秩序的实现首先需要民众具备达成共识的理性,应将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社会共同体的首要价值目标,将稳定政治秩序的维护奠基于"强国家"和"强社会"的良性互动。而政治秩序得以实现的路径选择包括树立强大的公共权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公共利益优先的利益均衡结构。

基于互联网公共事件分析公共领域中网络民粹的消解与共识的重构

近年来互联网突发公共事件在新媒体视域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讨论与思考。在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的加持下,传播平台运用算法进行实时、精准地推送、受众形成各自的讨论社群,其中关于网络民粹与共识建构的问题应得到重视,文章以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在新媒体时代该如何理解这类网络情绪,传播者又应该如何凝聚共识。

普世伦理如何可能

本文是我对同一主题探究的继续:关于建构普世伦理的方法论问题。基于一种“弱伦理模式”或低度普世化的立场,我主张通过由多元文化对话到公共理性共识的文化解释-理性推理之二维平行求证方式,寻求道德共识,从而建构一种低限度的可行的普世伦理。我承认并重视多元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文化价值资源的重要意义,但质疑任何以宗教作为普世伦理之基础的“强伦理模式”,甚至也不相信通过“弱宗教模式”来建立普世伦理的实际可行性。在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实际条件下,建立一种“弱伦理模式” 的普世伦理是惟一可以合理期待的。

女性主义对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的批评

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以交往行为理论为基础重新确证多元条件下普遍主义道德之可能,被誉为伦理学上的"范式转换"。但在女性主义看来,其仍然沿袭了传统认知主义、普遍主义和形式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特征,仍然包含着很多具有内在男权意味的因素。由于对道德和伦理的不适当区分、对交往理性的狭隘界定、对理性共识的预设、对各种不平等关系的轻易忽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难以真正敏于差异、关注性别,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

正当与证成:孟子政治思想二重维度发微

孟子的政治思想具有正当性和证成性的二重维度。在正当性上,孟子政治思想中隐含着"民视民听"的自愿认可原则。在证成性上,孟子政治思想中具有"发政施仁"的敬德保民取向。孟子政治思想的正当性兼具主观与客观面向,故民众的自愿认可体现出理性共识的特色。在理性共识的基础上,可以沟通正当性与证成性的内在联系,并为孟子政治思想的民本与民主之争找出一个新的解答。

以协商消解民粹：数字时代下网络民粹主义的应对之策

新近在欧美兴起的第三波民粹主义,已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这种民粹在当下中国虽不存在,但以网络民粹主义的特有形式展现出来。网络民粹主义作为民粹主义的一种特有现象,既具有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又具有因网络技术的应用而衍生出的独有特质。网络民粹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促进参与、让人民发声等积极意义,但是它的非理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反建制倾向则需要有效规制。无论是在理念价值、制度规范还是在实践层面,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都是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有力回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倡导的理性协商、多元共识、制度化路径可以逐步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负面效应,发挥正向有序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实现从网络民粹向网络民主的转变。

论当今时代背景下道德德性的普世性及其价值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而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地差异与发展不平衡等诸多因素,依然制造着全球的不安宁、不和谐、不幸福。故在本文中,笔者从承认道德德性的特殊性或者说地方性差异的前提下,力图探讨其本身内在地所具有的普适性基础上,进而追问其普适性价值所在,并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阐发道德德性的普适价值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重要作用。

区块链与共识论真理观

区块链的核心技术包括共识算法和分布式架构,与其他相关技术一起,区块链实现了哲学上关于真理问题的共识理论。共识论主张:说某一句子是“真的”,就既是在说这一句子所表达的是事实,又是对这一句子提出了一项跨主体、跨时间的有效要求。通过言语活动实现的“真”要求官语活动的参与各方达成“理性共识”。

科幻视域下机器人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的挑战

科幻视域下机器人亲子关系的复杂性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身份认同、情感交流障碍、生命与存在感以及伦理和道德问题等。这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如自主原则、尊重原则、关怀原则和责任原则都构成了挑战。机器人介入亲子关系构建的科幻作品不仅展示了对传统亲子伦理构成的诸多挑战,也提醒我们需要以新的伦理学视角看待这种“特殊的亲子关系”。第一,机器人进入家庭,使得个体为主的微观伦理转变为人类与机器人“类”之间的宏观伦理。第二,机器人介入亲子关系,使得以情感为主的亲子关系转变为以理性共识为主的亲子关系。

西方民主式协商质量评估方法概述

利用协商民主的技术和方法来优化治理中的决策过程,提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质量已经成为一般发展趋势。西方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文章旨在从理论基础、方法过程和简要评价三个维度对西方民主协商质量评估方法作一般概述,期望能够为协商质量评估方法的本土化建构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要点与关键元素,从而在不同方法的权衡中找到可供借鉴的核心共性并规避其中的困境。

论区块链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区块链技术被称作具有整体性社会影响的重要技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消解了在真实社会与网络空间之间的壁垒,可以实现真实和价值交换;其分布式架构既可借助加密技术保证其内容的真实,也能够在节点间的交互方式中保证其参与方式所承诺的真实。它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特点,让未来网络从异化状态回归,也促成人的本质异化势头朝向回归方向发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对社会的突出影响在于它可促成社会变革朝向建设诚信社会方向推进。区块链的反身性既体现在构建未来诚信社会的区块链技术与逐渐推进的区块链应用进程相互决定和影响,也体现在未来区块链可能塑造的诚信网络空间与我们关于这个基于区块链的诚信网络空间的构想之间也是相互决定和影响的。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