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幸福的合理性关系解读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幸福,但目的与结果未必一致,目的和结果的幸福也不等于过程本身就是幸福。教育只是幸福的基础,幸福还需要许多其他条件。教育结果的幸福与教育目标、方式和社会条件有密切关系。教育应该尽量使过程幸福,教育过程本身也有幸福,但未必全是幸福。为了实现目的追求和实际结果的幸福,教育过程即使痛苦,社会也要发展教育,个人也要接受教育;教育必须通过改革,积极构建合理的教育目标、方式和教育与社会的合理性关系。

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合理性关系的构建

人性包含享受闲暇的自然倾向与胜任劳动的本能追求。教育承担着人性培养的职责,也就意味着具有闲暇和劳动的双重使命。闲暇教育关乎人在生存需求获得基本满足基础上的自我超越,劳动教育通过传授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为人接受闲暇教育提供基本的逻辑前提与外在保障,二者处于同一连续系统中。然而,受特定时代社会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认识能力的制约,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遭遇了从自发结合到异化的不和谐状态。实现社会发展与人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统筹兼顾人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发展,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自觉结合,是构建闲暇教育与劳动教育合理性关系的需要。

规训教学与自由教学的合理性关系构建

在教学中,自由是教学活动主客体间的内在要求,而规训是自由教学得以实现的外在保证,也是自由教学在逻辑和实践上成立或发生的必要条件。然而,现实教学在追求产量化和齐一性上过度使用规训技巧,造成自由教学的缺失与规训教学的滥用。面对教学实践主体自由的缺失,自由教学与规训教学的合理性关系的建构路径是:教学要实现内在解放和外在规范的统一,实现自由教学与规训教学的自然结合。

论侦查与传媒理性关系的构建

当前阶段,侦查与传媒的关系呈现一种相对紧张的态势,彼此缺乏理解和有效沟通,难以构筑起一种互动协作、和谐发展的良性关系。因此,寻找二者内在理念的统一,理顺和构建侦查与传媒的和谐共赢关系,不仅有助于媒体及时报道案情,监督侦查的合法运行,而且还有利于侦查借助媒体加速破案进程,最终实现二者的并行不悖,良性运转。

向智慧而生——理性关系建筑学开辟的归途

现代否定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它所肯定的是什么呢?启蒙以来知性的乐观态度吗?解释学基于体验的多元化理解吗?由现代人性的危机促成的世界整体关系的转折吗?现代性的强劲体现了人性的伟大创造力量,其衰微则表明智慧的法度并非源于人自身,无法由人来创造。智慧在每一个历史时代皆先行于哲学,哲学秉承了智慧所给予的对人性的知,将之保藏在逻辑的说服力中,纯粹思即纯粹的自我说服。这是哲学理性的人性力量,也是其生活的真实性。理性关系建筑学通过理性关系的不同形态展现哲学与智慧的关系,围绕着这一关系辨别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自然理性、世界理性和哲学理性。在此基础上,当下思想对历史、世界和语言的合理把握是现实的可能性,是值得推荐的。

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叙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回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剖析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福柯等人的经典著述,可以发现社会学家在处理社会学基本问题时,通常侧重从社会关系的某一理论维度出发,并以现实为参照来考察主体的构型。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存在四种重要且明晰的主体叙述方式: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生产关系中,涂尔干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韦伯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四位社会学理论大师叙述主体的方式,彰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关系理性”的哲学指涉——基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嵌入

“关系理性”是现代性背景下重新界定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可行性路径,它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以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对“关系理性”进行解析和建构,使其秉持关注现实的个人、价值维度、真实的“共同体”的原则,加之以科学性及浓厚的人文关怀,从而避免陷入抽象性、工具性、空想性误区。“关系理性”是以个体独立为基础的价值自觉、与他人“共存互依”为前提的实践自觉,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关系理性”的核心指涉,推动实现个体自觉与共同体生活自觉,助推真实与真正的“共同体”构建。

产品人性化设计与理性的关系

通过阐述人性化设计的概念,以及设计“以人为本”和理性关系的分析。在灵活掌握人性化设计的手法上,通过对产品的形态、色彩、材质等主要因素或包装形式的体现,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设计是人类生存意义上的一种最高目标追求。

试论中国人的“关系理性”

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社会,这是儒家经典积淀的结果。本文将这种"关系取向"定位为"关系理性",并在韦伯的理性框架内,将"关系理性"理想类型地划分为价值型"关系理性"和工具型"关系理性"。进而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行动者的行动遵循价值型"关系理性"的原则,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这种价值型"关系理性"在市场导向的社会转型中,逐渐迂回地成长为了一种工具型"关系理性"。

“亲密陷阱”与风险治理——基于关系理性范式的讨论

针对中国风险治理中特有的"亲密陷阱",在制度主义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和结构主义范式都无法进行有效阐释的情况下,引入"关系理性"范式对其进行尝试性解读,可以认定,"亲密陷阱"的存在是中国人关系理性的理性化程度不够所致。"亲密陷阱"具体表现为"亲密而忘是非""亲密而少防范""亲密而无原则""亲密而失底线"等四种形态,其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非对称化关系模式。要走出"亲密陷阱",需要实现非对称化的亲密关系向对称化转型,也就是要积极推进主体间关系理性化进程,通过主体间关系的有序化调整,打破其运行逻辑,从而达到对隐匿其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治理的目的。

以“关系理性”回应自然——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前提性反思

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以自然为尊到以人为主宰的演变,导致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理性形态的转换和变革,即由"客观理性"转变为"主观理性",这既是个人解放的重大成果,也隐藏着巨大的生态危机。二者的逻辑共性和弊端即是"实体思维"。解决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换视角,冲破"实体思维"的"总体性"和"同一性"规制,基于"关系理性"的视域,形成彼此尊重、相互承认、互为目的的新型生态关系,使人与自然呈现其自身的合理性,展现其应然状态下的本真面貌,敞开其面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前提性的反思。

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融合路径——关系理性主义探析

世界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竞争、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向前推进的,并不断生成新的文化形态。在人类关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不同文化、文明的对外实践不断交叉、碰撞和融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要反映国际政治的这一实践现象,应当兼具不同的文化视角。文化融合路径就是反映这一现象的理论思考,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尝试。关系理性主义是文化融合的结晶,由中国关系感性思维文化和西方逻辑理性思维文化融合生成,强调人类认识事物的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模糊性和精确性相互补充,以及角色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亲疏差序等级关系之间的平衡,是兼具内修和外治、"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的混合思维方式。关系理性主义包括两角解释方法和三角解释方法,可以更好地解释天下共生的整体主义与民族生存的个体主义之间的交流、碰撞和融合现象,增加了理解国际社会的视角,并与理性主义和关系主义相互补充,是分析文化融合实践的切实可行路径。

儒家德育传统:由关系主义向关系理性的超越

"关系"是儒家伦理和德育的基石。儒家之"关系",具有伦理分层、情本体、不对等性等特点。基于关系主义的儒家德育传统,主要体现在以"成人"为依归、注重私人关系、偏于责任教育、"诚"为体用诸方面。站在建设共同体的立场上,儒家德育传统遭遇着情与理、公与私等"关系"困境。从建设共同体这个"家"出发,基于个体的社会认同过程,儒家德育传统需要以社会个体为基点,指向"完整的人",需要认识和理解"关系",并在共同体建构中养成基于关系的品格,从而实现由关系主义向关系理性的超越。

“关系理性”与人的解放

从哲学视角看,客观理性向主观理性转换是现代性兴起的内在根据,然而主观理性使个体"实体化"为主—客单向的"独白式主体",导致个体对立以及共同性瓦解。关系理性是走出这一困境、通往人类新型理性的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系理性自觉的当代表现,它以主体间关系为根据和出发点,实现了对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双重超越。在"关系理性"照耀下实现人的解放的具体路径体现在:一方面,变"唯我性"的孤立主体为"利他性"的交互性主体,消融个体间冲突;另一方面,在新的维度上重塑人类共同感和生活世界统一性,化解个体与类的矛盾。

社会转型与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由情感型人际关系结构向理性型人际关系结构的转化

人们结成一定的人际关系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 ,而人的需要又可以简单地分为情感需要和理性需要 ,与此相应 ,人际关系结构可以分为情感型人际关系和理性型人际关系。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里 ,由于受传统社会结构的影响 ,人际关系结构明显表现为以情感为核心 ,重情不重理是传统中国人行为的普遍逻辑。但是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人际交往中理性成分日益增加 ,人际关系结构表现出由情感型人际关系结构向理性型人际关系结构变化的趋势 ,我们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数字身份建构的关系生成基础研究——从中西对比视角分析

数字身份建构依赖数字关系中的身份划分与建构,关系的形而上地位决定了数字身份的建构形式及展现内容。通过梳理数字身份和自然身份的概念和发展,指出两者都是对于个人信息的集置,但是关系的呈现方式不同。在此基础上,分析数字身份建构的两种关系形态,指出情与理是中西方数字身份的关系形态基础,但并非指示关系在身份建构中的地位,中西方身份建构都注重关系形态的基础性,只是侧重的身份维度不同。数字身份关系形态生成有三重维度:融合关系、互惠关系和多元关系,数字身份关系呈现出内在性、外在性、泛在性和动态性,解释了数字身份所面临的接受性问题以及数字身份对社会关系形成挑战的原因。提出数字身份发展的利弊和以是否维护自然身份作为数字身份发展的限度,并指出数字身份安全的关键在于技术和法律的保障以及使用的合理性。

关系理性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系理性从马克思的“现实的人”出发,运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思维,以自身与他者的现实的交互性的社会关系为依据,将他者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寻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生。通过对虚假共同体中“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反思,关系理性完成自觉的理性形态的转换,为个体和共同体的共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关涉人的生存,克服客观理性下共同体对个人的压制,以及主观理性膨胀导致“共同感”的丧失。在关系理性的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作为自身的在世意义,形成自身和共同体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关系理性”与公民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以发达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我国特殊的社会背景要求我们必须在历史变迁的视角下,以价值判断为先导,以状态分析为根据,来构建中国发达的公民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人特有的“关系理性”,形成了特定的“网络结构”,不利于发达公民社会的构建。两条路径: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和自下而上的自我认同,有利于中国发达公民社会的构建。

个体理性还是关系理性？——社会自主性生成的价值选择及其实现

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强势话语，社会自主性的生成一直备受推崇。然而。社会自主性绝不等同于个体理性下的社会主体性。而当前盛行以个体理性为导向的价值主张．将社会自主性等同于治理活动中的社会中心主义，并借助“基于国家理性的狭隘性批判质疑国家的治理资格”、“权力生产的线性思维”、“治理系统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思维来理解社会自主性的意涵，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这种思维取向不仅将国家和社会二元关系对立起来，更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生成。相反，关系理性导向下的社会自主性在“国家理性认知”、“权力生成逻辑”和“治理的伦理旨趣”等方面全方位超越了个体理性的思维误区，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观的价值导向。基于关系理性的价值导向，要在融合“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关系”的基础上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无疑也是社会自主性实现的必然选择。

关系理性视角下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关系理性以主体间关系为尺度和根据来理解人的存在意义,强调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对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扬弃和超越,可以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并指导民族工作实践提供新视角。从话语表述、关系性质和关系范围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系理性在当代的具体展开和自觉表现。在关系理性视角下,通过创造各民族共享物质田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