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审判工作中的说理性司法

法律、法理来源于生活,也应该回归生活,说理性司法是重要和必要的。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和判决结果都应该贯彻说理性司法的理念,寓法于理,这样才能够创造良好的诉讼环境,切实保护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达到案结事了,社会和谐的司法目标。说理性司法既是法律正义的要求,也是司法信任的体现,更是取得司法认同的基础,有利于人民法院践行人民性。

沈阳师范大学原创性学术著作评介——理性司法保证司法公正

在理性司法思维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程序和规则审理案件,是司法公正实现的保证。正是坚持了理性司法原则,克服了强烈的敌对情绪和各种国际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对日本战犯审判,成为具有标志性的正义审判的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战犯审判已经过去66年,但其对战犯先改造后审判的模式,以及在改造与审判中人道主义原则和传统恤刑观念相结合、教育与改造相结合、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想结合的方式,充分体现了理性司法的特征,闪耀着中国人民和政府超越情感的理性光辉。

论合理性司法建构的前提

在"法治"的实施过程中,司法的功能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由于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存在着一些抑制其功能发挥的缺陷,现行的司法难以适应法治建设的需要。因此,建构合理性的司法已刻不容缓。从分析我国现行司法的主要缺陷入手,分别从司法独立、司法程序、司法文化三个方面尝试提出建构我国合理性司法的前提条件。

乐观与谨慎:理性司法的逻辑论证——以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

乐观的司法信念是刑事错案频频发生的逻辑原因;司法证明具有或然性,而诉讼却又具有终结性,乐观司法信念依然无法适应于这种裁判悖论的发生。建立在司法证实的不确定性和确证信念基于盖然性证实是可错的基本逻辑认识,理性司法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选择必然是谨慎的。在司法证明过程中树立谨慎的司法信念,需要构建相应的司法规则和制度体系。

战"疫"期间的理性司法和法治思维应予固化

在疫情期间,我对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战“疫”的情况较为关注。最高检密集发布了九批50个涉疫情典型案例,向社会公众展现检察机关依法战“疫”的积极能动性,值得肯定。

检察战“疫”凸显理性司法引导

这次抗疫,是非司法重大事件中法治化程度最高的一次。这种法治程度的明显提升,与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密切相关。此次疫情期间,令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是重大的公共利益事件。

司法理性的职业性与社会性——以裁判效果为视角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源于司法之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的紧张关系,两者的统一即建立在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融合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须符合职业理性的要求,法官要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司法论述的逻辑需遵循正当程序规则。同时,法律的经验性和司法的社会性决定司法理性须渗入生活理性,而生活理性要求司法摆脱法律教条主义的拘束,法官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常识有足够见识。为调和司法之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立法需立足社会生活,融入生活哲理;司法亦需完善陪审员制度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以接纳生活常识,法官的思维更应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得以实现内在的统一。

司法理性与理性司法——以法律推理为视角

司法理性是指法官在司法过程中运用程序技术进行法律推理和判断、寻求结论的妥当性所体现出的一种睿智和能力。司法理性是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以及实践理性的统一。法官在司法裁判时运用法律推理的过程,同时也是彰显司法理性的过程。因此通过法律推理促进理性司法,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法治目标。

论司法的理性化——以司法目的合规律性为核心

理性是一种寻求有效方法达到目的的能力。而在确定行动目的时重视并遵循规律是人类理性的一般表现。中国司法正处于制度变迁之中,每一次政策变动都引发司法功能定位和目的调整。"十八大"把司法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公信力,主线是回归司法规律,并把全面建设法治国家作为发展战略。这表明国家治理结构正在向常规治理转型,司法的功能随之调整,司法目的也校正为"公正解决纠纷"。把公正解决纠纷确定为司法目的不仅是中国司法改革自我探索的结果,也符合一般司法规律。中国司法的理性化就是要瞄准这一目标,解决公正与效率、政治正确与专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与保持中国特色等两难问题。

通过司法理性的社会治理——基于社会内部秩序规则引导下的思考

法律本身具备的外部设计性与组织性、内部抽象性与前瞻性是良好社会秩序形成的关键要素,司法又是法律实施的载体,在社会治理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学界对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逻辑与进路却不明晰,司法理性承载了司法对良好社会秩序的工具性价值,符合社会内部秩序规则的作用逻辑。司法理性的社会治理效用逐渐凸显,能够对社会内部秩序规则形成有效引导,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强化司法认同的"根本性"解决路径。司法机关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需做到统一标准与价值判断融合、从个案权威与司法监督中分析出司法治理性价值传导功能、搭建社会模仿平台、提升司法理性的扩扇面。

司法理性论略

司法理性不仅体现了法官职业的智识性要求 ,也是法律理性化的一种方式。本文从司法的过程分析出发 ,阐释了司法理性概念的内涵及其存在和成长的制度条件 ,论述了司法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和内在要求 。

常识与理性(八):司法理性之逻辑与悖论

基于司法理性之逻辑必然,现代司法在迈向专业化或者职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贵族化与精英化之内在趋向。其中,专业化程度被认为是引领司法达至"效果最优"的基本要素,但贵族化趋向则被认为是诱导司法走向"悖论"的基本因素——它使得司法很可能被异化为一个远离大众、甚至背离常识的封闭市场。为弥补司法职业理性之缺陷,化解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有必要在制度安排上为生活理性渗入高度职业化的司法过程设置某种管道或者窗口,使得司法程序、法官质素以及司法判决更具包容性,并为包容性司法之成长创设制度环境。

司法理性及其生成——以公众司法参与为视角

公众参与是司法理性生成的基本要素,它是在司法具体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中,允许公众广泛参与并形成公众主流意见,司法机关予以积极回应,共同促成司法理性的生成。司法理性的生成需要通过在司法运作体制内注入公众参与这一"外行酸"的方式,将社会公众认知的价值理念引入到司法个案审判,并最终引入到整个司法运作过程之中,从而使司法机关与公众在联动进程中形成的司法认知、互动、说理、参照机制成为司法理性生成的重要机制。现阶段我国应建立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引导体制外的公众司法参与,构建司法回应机制,以促进司法理性的生成。

冲突与协调:司法应对民意的理性思考

司法要不要考虑民意,与如何看待司法理性有关。从功能理性的角度分析,司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就是在司法过程中准确地界定法律规则和民意的地位与功能,使其能够在各自范围之内得以适当的发展。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民意对司法产生的效应和影响,提出通过养成法官公共理性、以正当程序疏导民意、认真对待公民诉权等措施对其予以规范,从而培育司法的功能理性。

社会转型中的刑事司法理性化发展向度探析

刑事司法理性化发展的三个向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环境下的刑事司法改革进程中显现出诸多困局,对此,应强化刑事诉讼结构中的审判中心格局;明确刑事司法体制中的法院中心地位;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促进社会顺利转型,推进国家刑事法治。

试论行政合理性的司法审查

就行政行为而言,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其重要的判断标准,行政合理性的存在与发展推动了行政合理性司法审查制度的形成。对行政行为进行控制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司法审查,其中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合理性进行司法审查,是各国尤为关注的问题。

现代司法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商谈论之司法观

根据哈贝马斯,司法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一种法律的适用,如何既具有内部自洽性又具有合理的外在论证,从而同时保证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正确性。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的典型理论包括解释学、实在论、实证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德沃金的建构性解释论提出了较为有效的方法,但由于其缺乏对话层面的考虑,而不可避免陷入独白化的困境。为此,哈贝马斯将商谈论引入以解决司法判决的合理性问题。哈贝马斯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对传统的司法理论具有颠覆性。虽然这种理论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份,但对解决当代社会的司法问题,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视角。

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案件部分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待证事实为真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相结合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