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蒙理性主义、德国历史主义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从历史思想史的角度揭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科学性是一项必要而紧迫的学术任务,它既有助于防止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降格为一般历史认识论的粗疏做法,也有助于申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性质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立场充分贯彻在对启蒙史学及其反叛样式———德国历史主义———的批判之中,系统地梳理这一批判过程和基本问题是发掘和巩固唯物史观科学性的基础性工作。

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

作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化起源的核心思想,启蒙理性主义不仅认为理性是认知自然的合适工具,也相信理性是解决有关人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合适工具。必须一分为二地对待当前盛行的启蒙理性主义文化,辩证地吸纳启蒙理性主义文化的合理成分,把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华文化中的智慧理性结合起来。

启蒙的理性主义与浪漫的理想主义——论学院时期马克思两个思想趋向的生成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必须在某日某地出生,然后在一定的世界中开始思考和写作,为了客观总体地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就必须厘清马克思是在何时、何地及何种意识形态环境中开始思考,开始发生思想转变的。考察学院马克思思想演进中两个思想趋向——启蒙的理性主义与浪漫的理想主义——的生成及其意义,对于从"个人思想生成史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完整品格、马克思主义的深蕴及其与西方主要精神传统之间的理论联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认识论

主流研究向来认为五四是启蒙理性运动。透过研究1923年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可知当年有唯情与理性的认识论辩证。梁启超、蔡元培领导的人生观派提出“唯情论”,大力批判科学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与情感不能偏废,而情感的启蒙才能解决人生问题--此即五四的反启蒙。“唯情论”目的在解决唯物、唯心二元论,认为“情”融合了心与物、人生与宇宙、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性只是“情”的一部分。人生观论述与美育运动合流,又与无政府主义者及“创造社”作家相互支援,在思想界、文学界与艺术界均引起深刻回响。人生观的概念来自倭伊铿1890年所使用的Lebensanschauung一词,1912年安倍能成翻译为人生观后,由中国知识分子挪用,其主要关注点是人对自我、他人及宇宙的认识究竟是透过情感还是透过理性?人生观派呼应柏格森与倭伊铿的“人生哲学”,认为哲学应脱离纯理性的知识论,探讨生命力的特性--也就是“情”。“情”并非仅是情感或情绪,而是中国传统概念中源自《易经》的“情”,也是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德勒兹等所关注的“情动力”(affect)。五四的反启蒙,值得我们深究。

论施特劳斯的雅可比批判及其启示

雅可比认识论的着眼点在于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在雅可比看来,启蒙理性哲学以恐惧和不信为基础,秉持普遍怀疑的方法论原则,最终试图建构一套基于严密推理的体系大厦。雅可比的启蒙批判对青年施特劳斯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但雅可比启蒙批判所根植的现代前提--道德嘲讽的批判方式,以及临界点的非理性(信仰)一跃,最终难以支撑起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根本质疑。因此施特劳斯并没有沿着雅可比的二难选项走向信仰一维,亦没有循着启蒙的路向阔步前行,而是折返到古典理性主义,试图回到"古今之争"的原初现场,敞开并重估现代性的生发及其利弊得失。

从《建筑的取决要素》看建筑学教育和设计的自主性

本文简要概述了英国建筑教育学家杰里米·蒂尔的著作《建筑的取决因素》,通过对书中建筑学教育与职业实践的双重分析,提出了本书对当前建筑学发展状态下的理性启蒙主义范式的批判目的,由此可以窥探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西方建筑理论的社会学实践转向及其对建筑空间思考方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