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义务论的宪政功能——论国家义务对现代理性国家的构建

国家理性的根据有赖于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尊重。立宪的理性使得国家安全和秩序成为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宪政的有效实施内含着分权原则,通过对人权的有效保障,通过构建国家义务体系并予以法定化、程序化,并切实有效履行,这为构建现代理性国家奠立了正当性基础与可行性方案。国家义务论具有构建现代理性国家的型塑功能。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考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了自我思想的内在批判,努力超越自身的费尔巴哈要素、黑格尔要素,确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获得重要启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洞察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思维及其神秘主义的真相;二是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同时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认识,也点明其不可避免的“虚假的普遍性”。马克思不同意以国家为目的,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克服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冲突。他主张在市民社会中寻找解放的力量,并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于解剖市民社会的意义。

国家中心主义原则中理性国家及其道德的女性主义批判

"国家中心主义"在主流范式的理论建构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主流范式假定,世界秩序是其基本构成单位——理性国家——逐利行为的副产品。以"理性自主"的男人为原型,主流范式塑就了理性国家的身份特质,并就此割裂了性别要素与世界秩序之间的关联,划清了国家道德与普遍道德的界限。理性与道德对立导致了世界秩序范畴对道德和性别的排除,最终将国际关系塑造成真正的"无女人世界"。

“政治解放”与“理性国家”——论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黑格尔现代国家理论

马基雅维里最先将政治世界从古典政治的德性追求与中世纪政治的神圣性追求中解放出来,实现了政治的自主性,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革命。这种“政治解放”的目的是造就现代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国家。卢梭洞察到了政治解放所蕴含的内在困境,即市民与公民、自由个体与普遍国家的矛盾。黑格尔以普遍的“理性国家”来统一古典时代的实体性原则与现代市民社会的主体性原则,并设计了一整套的理性的国家制度来确保这种统一。这是一套以君主立宪制为核心、官僚制与等级代议制相统一的理性的政治制度,但这种思辨的统一为时代的发展所抛弃。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础构建起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根本上统一了个体性与普遍性,奠定了构建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基石。

从理性国家观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一直是经济政治学里的核心话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高于社会"的国家主义传统受到不少人的追捧,这些追捧者中就包括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并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质疑黑格尔的国家观和社会理论,并一度陷入困扰之中。于是,他带着对现实社会的困惑重新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大量阅读了史料并进行了深度分析,撰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来支持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结论。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继承与超越——兼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之真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之间,存在着隐秘的逻辑线索。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内在矛盾所导致的非理性运动趋向,理性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矛盾的哲学解决和逻辑建构。只有在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中,才保障了每个人在与其他人的结合中真正实现自己的自由。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矛盾和理性国家的本质内容,使得国家理念真正立于尘世根基之上,并论证了国家消亡的可能性,从而越出了黑格尔的理论视界。从哲学理论下降到政治实践,作为承载"理性"现实的新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被看做是理性国家的证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要求将理性上升为国家理性,让理性原则在国家范围内得到普遍实现。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及其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是其青年时期哲学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的一个重要现实条件和动因是对物质利益的深入考察,其理论的逻辑演进过程是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阶级基础以及私有财产三个主要方面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启示是:重视发挥社会生产关系、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作用,构建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从动摇到颠覆——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理性国家观"从动摇到颠覆的过程。指出,马克思早年受黑格尔的影响,也曾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信仰者。《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看到了理性的国家与现实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此时他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只是产生了"动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便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理顺了被黑格尔搞混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理性国家思想探析——马克思1842年《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哲学思考

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政治哲学思想、国家观念上仍然没有脱离黑格尔的影响,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都能看到黑格尔理性国家思想的存在,在国家观念上强烈地要求把国家从宗教神学中解救出来,强调理性国家的实存和复归。

从审慎到科学——霍布斯与国家理性的现代转型

霍布斯是现代早期国家理性思潮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定位的差异背后是关于国家理性的不同理解。人文主义的解释不足以涵盖霍布斯的理论视野,审慎和科学的知识分类才是分析其国家理性观念全貌的重要框架。霍布斯虽然偏好“科学”,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审慎”,二者只不过处于主权权力与统治技艺的不同层面。霍布斯依然继承了审慎式国家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技艺话语。霍布斯国家理性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出发完成科学式国家理性的公共建构,推动国家理性从统治秘术向政治规范的现代转型。

国际体系变迁、理性国家建设与恐怖主义浪潮的兴衰

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构成现代恐怖主义历史的基本轮廓,但以伊斯兰极端主义为核心的第四波恐怖主义浪潮未有短期结束的迹象。剖析恐怖主义浪潮产生、延续和结束的兴衰规律,成为理解和预测第四波浪潮走向的依据。对于浪潮兴衰的解释需要结合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的双重视角。国内恐怖主义的兴起是理性国家建设受挫带来的一种副产品,具有反对既有国家形态并追求新的国家建设模式的明确特征。恐怖主义浪潮则是一段时间内全球多国理性国家建设受挫,激进分子以极端暴力对抗多国类似的政治安排,意图实现相似政治目标的集体暴力实践。国际体系变迁带来权力格局和观念结构的变化,通过重塑主导性的国家形态、检验浪潮政治理念的可行性等,最终弱化浪潮中恐怖主义运动的动员能力,将全球发展阶段各异的恐怖活动纳入统一的衰退进程。在第四波浪潮中,大中东地区多国仍面临国家建设的多重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国际“圣战”动力减弱但寻求本土化目标的能量并未衰竭。当下国际体系仍在变迁之中,对第四波浪潮衰退的影响还未充分显现,第四波浪潮恐将持续。

基于国家理性的规训与暴力——解读菲利普·罗斯的《愤怒》

菲利普·罗斯在他的新世纪小说《愤怒》中关注美国历史,以其文学创作参与到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的探讨。作品通过描写一个普通青年短暂的人生经历,揭示了国家理性如何以不同形式介入家庭、学校、战场等交往空间,使得青年人不得不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在例外状态之下,被形塑为牲人,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罗斯关于国家意志和个人存在之间矛盾的阐释,体现出他对于普通人生存困境及其悲剧命运的伦理关怀。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理性成长--兼论“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何要明确“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外现代化的历史和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怎样的自然逻辑渊源关系?与世界现代化规律一样,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在苦苦寻找其第一政治前提或曰第一政治推动力:国家理性成长。国家理性成长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理性、权威政府和权威领袖的建构和维护。从“康乾盛世”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有五次实现国家理性成长的历史机遇,也有两次关于要不要国家理性的政治文化大争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现代国家理性没有真正确立,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能量非常有限。建设国家理性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们在根据地进行了初步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过了几次曲折的探索和讨论。党的十八大之后确认了“两个维护”并开展了配套改革,国家理性更加坚定地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为近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论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

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具有不同于政府等主体的特殊性。基于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国家主体在经济法中具有独立地位,其经济职能的履行和经济职权的行使,应受经济宪法和经济法的约束,以体现国家理性的要求。此外,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在总体上是“现代国家”“经济国家”,并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中具体体现为预算国家、税收国家、债务国家、规制国家等多种国家形态。研究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应结合国家目的或国家目标、国家任务、国家职能、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等影响因素,分析具体的国家形态,由此有助于审视法律规定背后的法治原理和法治问题,揭示经济法制度中国家主体存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国家调制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切实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循上述研究路径,有助于提炼经济法中的国家理论或国家主体理论,深化经济法学主体理论乃至整体总论的研究,推动经济法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中的国家理性生态化

国家理性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维。作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在体制机制和国家理性上与之相适应。就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言,国家治理需要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治理对象,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善治目标,即推动国家理性的生态化转向,将生态理性上升为国家理性。现代生态伦理孕育了生态正义、自然价值、动物权利等核心理念,为生态价值观念、生态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理性的出场。为此,现代生态伦理需要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无休止的范式之争,以“和”的尺度圆融争议,形成一种和合的生态伦理。明确国家理性生态化的实践路径,即引导治理主体依据和合的生态伦理,遵循平等原理进行天人交往、物我交往,对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德国巴洛克戏剧家罗恩施坦《克里奥帕特拉》中的国家理性

罗恩施坦是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戏剧的重要剧作家,代表作有《克里奥帕特拉》。剧中,罗恩施坦对君主进行塑造,展示各种强国之术以及导致国家衰亡的政治行为模式,实现了为君主提供情绪教育和政治镜鉴的创作诉求。在国家理性问题上,罗恩施坦主要受利普修斯、法哈多和格拉西安的影响,提倡君主拥有不违背伦理道德原则的国家理性,并实现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美德统治。在这位剧作家身上,我们看到了其国家理性观所具有的折中主义色彩。

从理性国家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的几个特征

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家理性,这是国家的自然属性之一。出现在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性国家是国家理性的产物,强调国家治理符合理性精神,具有制度化、程序化以及公民有序参与等特点。尽管理性国家的规律是普遍的,但其实现条件、形式、渠道在不同国家却不尽相同。在理性国家规律的影响下,现代国家治理已远远超越于传统国家治理,并出现了一些共同特征,如:包容性的国家观念深入人心、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执政者集团中普及、良好的国家秩序与人民幸福的生活、建立在公民普遍认可的权威基础上的法治国家、公共权力受到监督与制约、公民合法的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等。

马克思由探寻“理性国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大选择

马克思在从博士论文到《莱茵报》时期,立足于“自由”与“理性”原则,呼吁建构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理性国家”。然而,在政治现实和物质利益面前,马克思的理性国家观陷入了幻灭的窘境。在直面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依据理性思维和自由意志构建新的国家形式的努力,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这一研究转向,对我们厘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和理论特质,以及推进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作用。

宗教、理性与国家: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关键词

宗教、理性与国家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基本概念,宗教观、理性观与国家观构成了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框架,其中,理性观是核心。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结构中,宗教是超验的,理性是先验的,国家是经验的,三者的矛盾表明马克思的理性主要是一种总体性,具有思辨性、二元性和神秘性。这使得马克思的理性世界观与理性国家观陷入困境与危机之中。

国家理性:国家禀赋的或是社会限定的

国家理性或国家理由,是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涉及到国家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还是目的性存在的大问题。基于前者,导出了限制国家权力、促使其理性运作的国家理性论说;源于后者,引申出赋予国家权力、保证国家成为自证其理性、正当的国家理性言述。国家理性是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从政治观念史和政治实践史两个角度可知,国家理性有两类论说。国家理性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中两个鲜明的路径,即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这两条路径各自获得了界定它们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