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考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展开了自我思想的内在批判,努力超越自身的费尔巴哈要素、黑格尔要素,确立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获得重要启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洞察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思维及其神秘主义的真相;二是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同时肯定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认识,也点明其不可避免的“虚假的普遍性”。马克思不同意以国家为目的,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克服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冲突。他主张在市民社会中寻找解放的力量,并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于解剖市民社会的意义。

从理性国家观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一直是经济政治学里的核心话题。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国家高于社会"的国家主义传统受到不少人的追捧,这些追捧者中就包括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社会理论,并一度成为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但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质疑黑格尔的国家观和社会理论,并一度陷入困扰之中。于是,他带着对现实社会的困惑重新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并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大量阅读了史料并进行了深度分析,撰写了《克罗茨纳赫笔记》来支持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结论。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继承与超越——兼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之真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之间,存在着隐秘的逻辑线索。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内在矛盾所导致的非理性运动趋向,理性国家是对市民社会矛盾的哲学解决和逻辑建构。只有在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中,才保障了每个人在与其他人的结合中真正实现自己的自由。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必然矛盾和理性国家的本质内容,使得国家理念真正立于尘世根基之上,并论证了国家消亡的可能性,从而越出了黑格尔的理论视界。从哲学理论下降到政治实践,作为承载"理性"现实的新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被看做是理性国家的证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是要求将理性上升为国家理性,让理性原则在国家范围内得到普遍实现。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及其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是其青年时期哲学思想转变的重要阶段。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的一个重要现实条件和动因是对物质利益的深入考察,其理论的逻辑演进过程是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阶级基础以及私有财产三个主要方面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启示是:重视发挥社会生产关系、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作用,构建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从动摇到颠覆——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考

文章阐述了马克思"理性国家观"从动摇到颠覆的过程。指出,马克思早年受黑格尔的影响,也曾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信仰者。《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看到了理性的国家与现实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此时他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只是产生了"动摇"。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马克思便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理顺了被黑格尔搞混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

宗教、理性与国家: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关键词

宗教、理性与国家是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的三个基本概念,宗教观、理性观与国家观构成了马克思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框架,其中,理性观是核心。在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结构中,宗教是超验的,理性是先验的,国家是经验的,三者的矛盾表明马克思的理性主要是一种总体性,具有思辨性、二元性和神秘性。这使得马克思的理性世界观与理性国家观陷入困境与危机之中。

青年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思想前提研究

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手稿和论文中。马克思的反思不是起源于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从事实推导逻辑,他将关注的重点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转移到国民经济等实际问题上,通过对德、英、法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的研究,以及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分析,从而获得了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思想前提条件,颠倒了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观点。对于推动唯物史观的正式确立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继承和批判

黑格尔的思想在马克思科学国家观的建立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将市民社会看作是人的政治异化的社会,但是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方面,马克思转向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批判了理性国家观,剖析市民社会,在此寻找解决人的异化的路径,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复杂方法论运思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是持矛盾态度的,即既在人本主义异化观影响下认同其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整体框架设置,又批判其以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国家为原型的国家理念的保守立场与含混逻辑。而在《莱茵报》时期"苦恼的疑问"的推动下,马克思援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对私有财产与国家制度关系的解读,使其获得了新的从现实出发能够超越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契机。但由于马克思此时对市民社会的法权解读的思路的局限,使得这一超越的契机并没有造成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解体,而仅仅成为反驳黑格尔的逻辑论证的一种技巧。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强大阴影与从现实出发的实证逻辑交织博弈的艰难历程,从这一文本中初现端倪。

试析青年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转向及其意义——以“物质利益难题”为基础

马克思于《莱茵报》时期开启的经济学研究转向与其在此期间遭遇的物质利益难题密切相关。人们在讨论难题的成因时往往聚焦于马克思经济学常识的缺乏。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对马克思的观念束缚,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与现实间的鸿沟,或许才是难题的症结所在。因此,破解物质利益难题不仅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束缚的必要环节,也是他开启经济学研究转向的最初动因。这一难题的最终破解成为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