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民主政治、理性官僚与公共行政

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一直是备受关切的重大课题。官僚体系一直被看作是"披着狼皮的羊",是民主治理的敌人而非朋友。因而,如何协调理性官僚与民主政治的紧张关系,就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核心难题。文章认为,现代社会对民主与科学的双重价值诉求,影响了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民主宪政传统使得公共行政沦为宪政价值与民主价值的侍女,而理性官僚制常常导致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了"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之间的多重紧张与冲突。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要满足现代行政国家乃至世界文明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片面强调效率与经济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彰显公共行政所赖以立足的规范价值与思想观念。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 ,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 ,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 ,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 ;相反 ,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 ,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 ,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 。

理性官僚制的困境与创新

本文论述了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的理性官僚制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大的企事业机构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中它的致命弱点。借鉴国外在这个领域里的新探索，总结改革的经验和价值取向，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

韦伯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的组织模型,其应用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伴随着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向,现实中的官僚制呈现出许多的不足与缺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摒弃官僚制呼声的高涨,使韦伯理性官僚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我国现实官僚体系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性官僚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此,理性官僚制应成为现代中国官僚组织转型的目标导向。

社会变迁下的组织结构演进——以理性官僚组织结构为比较基点

社会变迁也可以说是社会的组织化的过程。而组织又是有结构的活动的整体,组织的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适应社会变迁的要求而发展演进。从传统社会到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先后表现为弱性结构、刚性结构、柔性结构和碎片化结构的形式。在当前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时期,官僚制结构仍然占据着主导作用,组织结构的演变仍处于一种长期的动态调整过程之中。

理性官僚制民主困境的自我救赎

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略论中国理性官僚制化的困境

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以裁撤冗员之多而为世人瞩目,但从学理的角度看,其深层次的命意乃在于确立一个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以支撑起不断面临挑战的社会经济之发展。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诉求,理性官僚制至少自清末新政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官僚制度却从未得成功建构,反而屡经风雨,迭遭重创。显然,考量这一理性官僚制化的命途多舛的原因,不能从官僚制本身去求解（对官僚制本身作出批判至少在现代的中国还为时过早）。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新公共管理应补充理性官僚制——论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新公共管理取代官僚制",是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而中国行政改革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极其复杂性,需要应对多方面的挑战。因此,中国行政改革应跳出西方发达国家的思维定式,坚持实施"新公共管理补充官僚制"的发展战略,努力构建一种理性官僚制为主,新公共管理为辅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批判与辩护之间:理性官僚制发展趋向分析

理性官僚制在实践中的弊端和原因可以分别从经济学方法论、民主政治理论和管理学上加以分析。应该从社会、制度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寻找理性官僚制失效的原因。理性官僚制可与批判、修补或改造它的各种理论相结合,从而理性官僚制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理性官僚制本土化的问题。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成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

论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官僚制发育程度的不同,指出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不仅不能摈弃官僚制,而且还要为官僚制“补课”。

对理性官僚制的再思考——兼谈当代中国行政体制的构建

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陷入了困境,正被新公共管理所取代,客观地分析历史与现实,我们发现,对理性官僚制的创新与挑战,动摇不了这一古典制度范式在公共行政实践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尚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必须强化官僚制的优点,弱化其缺点,并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对我国行政体制进行理性构建。

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建构与超越:服务型政府构建视阈下对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对于当前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而又处于后工业化世界大潮中的中国而言,我国仍处于官僚制理性不足的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一特殊行政生态下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理性思辩的眼光重新审视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现实合理性,建构真正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同时也要吸纳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优秀思想,从而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部分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