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中的各种诘难及其理性实质

当代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的各种诘难,试图通过楔入各种解构力量,混淆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差别,以成就它的另类形象并淡化其意识形态功能。这种与实践原则和生活场域严重疏离的错误做法,与其说是对它的理论尊严的积极捍卫,还不如说是对它的一种变相消解;与其说是为之劈开了新的自我生成之域,还不如说是将之拖入了自我埋葬的泥潭;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理性设计和向历史逻辑的高端注册,还不如说是醉心于想象的自我直观。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尚无从回归,焉能担当文化先锋的历史使命,唯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时代立场,才能促使当代学人通过省思以往研究范式的诸多弊端而获得理性自觉,并在有效回击各种挑战与诘难中奋勇前行。

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是形式刑法观与实质刑法观的对立的集中体现。刑法理性应作"层次理性论"的把握,而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应视为刑法理性的具体样态与实现。当与刑法解释实质理性相对立,则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也有着人权与法治危险,并有负刑法的时代使命。而刑法解释实质理性同样有着人权与法治意义,并对刑法的时代使命有所担当。刑法解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应在结合关系中共同担当当下的人权保障与法治初建。由于通联着刑法目的解释,故刑法解释实质理性应针对类推解释而采用"相当性解释"予以合理限制。

论反垄断法的实质理性

反垄断法的实质理性表现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反垄断法规则的模糊性;第二,反垄断法推理的实质性;第三,反垄断法实务的复合性。反垄断法实质理性的成因体现在:在理论层面,反垄断法多元化的价值目标使法律概念难以实现承载价值共识的功能;在实践层面,复杂的市场竞争难以用抽象、严密的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表述。同时,反垄断法的实质理性与法治理念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关系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一对法哲学范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法治实践尤其是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冲突情景下的选择模式有实质合理性优先、形式合理性优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并重三种模式。但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优先均有较多的局限性,而强调并重实际上却很难办到。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冲突的、对立的,但两者统一的可得性是存在的,两者统一亦具有必要性。现代法治尤其是后现代法治的基本目的就是要追求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有效的统一工具。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形式、实质合理性与韦伯的价值无涉理论

"合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构建其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韦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冲突导致了现代生活在伦理和道德判断上的无能,使得关于何为实质合理的生活只能成为个体的主观选择。因而价值无涉原则是应对今日伦理生活领域诸多相互冲突的价值立场的恰当原则;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惟有通过"人格"的构建和对责任伦理的践行方能达成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论刑法司法中实质理性的实现

刑事立法将实质理性转化为形式理性,因此刑事司法中应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但鉴于形式理性之法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故在刑事司法中决不能放弃对实质理性的追求。三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过程中都在追求和实现实质理性,只不过其方法或途径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有其独具特色的判例制度和陪审制度,大陆法系国家有其别具匠心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与社会相当性理论,我国则在犯罪概念中明确规定了但书。

对韦伯法律观的批判与反批判——以实质理性为视角

马克斯.韦伯对于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比较研究却给其身后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题,即他所秉持的法律观究竟是什么?哈贝马斯以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中关于“法制型支配”的相关表述为切入点,确认韦伯所持的是实证法(反自然法)的法律观,进而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观念与现实这一“外在视角”以及理性化这一“内在视角”对韦伯的法律观进行批判。然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本身即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了对上述批判的反批判。

论法律数学思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争及其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研究传统中,自古希腊时代起,就存在着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同的"法律数学思想"传统。近年来,这种以数学理性思维和数学工具为方法论的法律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但由于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的研究思想和方法的鸿沟,理论界对于这种"法律数学思想"研究还有很大的质疑声,认为这种研究方法背离了法律价值判断的基本属性。从本质上看,这种质疑观点是"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争论在法律数学思想研究上的具体体现。所以,如何实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辩证统一,是开展法律数学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

教育伦理规范的实质合理性探析

教育伦理规范又称"教育专业伦理规范"或"教育工作伦理规范",其实质合理性是指这一伦理规范的内容及其精神具有价值合理性,能够对行为主体及其教育实践产生一定的积极效应。具体表现为,教育伦理规范要有利于提升教育者德性,弘扬教育伦理的时代精神;有利于实现教育的本质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教育的根本旨趣;有利于确立和维护和谐的教育关系,使教育活动在良序中自由地开展;和社会主导道德相一致,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体现道德上的合理性、合法性。

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基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视角

刑法理论和实务界对于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素有争论。本文将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认为,特定的道德义务能够成为作为义务的来源。

实质权衡与刑法裁判规范的理性证成

仅寄希望于通过纯粹的逻辑推理思考,来实现所有案件之刑法裁判规范的理性证成,这注定终将会是失败的,裁判者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实质权衡。尽管实质权衡需要裁判者进行主观评价性判断,但这并不否认,实质权衡同样具备刑事司法裁判理性的特征。应当说,积极权衡规范与之相关联的实质性因素,以实现刑法规范本欲达之社会价值和社会期望,是法律实质理性要求之所在。认为实质权衡有损司法裁判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合法性,实际上是对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合法性的误解,实质权衡同样具备司法裁判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合法性要求。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论实质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的当代论证是与对合理性的认识论辩护、对批判性思维的阐发和对相对主义的反驳紧密联系起来的。实质合理性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可中立判断和评价的"好理由"由批判性思维所主导,个体在认知和行动中以理性评判和道德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来实际建构的合理性。

公共行政：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兼论过渡社会形式主义及其规避

西方公共行政的主要模式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官僚制。但形式合理性有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险。这在过渡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促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统一,积极寻求行政的道德制约。

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教育改革中的实质非理性现象分析

本文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教育改革的背景和内容的研究,梳理出了此次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实质非理性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原因分析,目的在于对相关的教育改革有所促进。

献血案的法律分析——兼论形式理性应对实质理性的挑战

由于血液的特殊性,所以法律对于血液的采与供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制。但是基于成文法本身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所以血液规制的法律尽管可能体现了形式理性,但是在实质理性上可能与现实发生冲突,而对于个案的适用显得生硬与僵化。所以在具体的案件中,非灵活的执行法律,可能损害个案的实质正义。

刑事法律推理的缺陷与校正——从形式理性走向实质理性

绝对的规则导致绝对的专制,司法裁判只有打上正义的烙印才能被信仰和遵从。在法治进程深入推进,民权意义不断增强的年代里,过分强调形式推理会损害司法的根基。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刑事司法一味追求司法的形式公平,造成了法官思维与公众正义的摩擦和对撞。刑法的安定性和正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通过实质推理来消灭,刑事司法应当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实质推理为必要调剂,克服矫枉过正的司法积弊,让公平正义在具体的案件中得到实现。在揭示形式主义推理危害的基础上,对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关系重新思考和定位,并就推动实质理性的构建作了环境、机制和节点层面的探讨,以期有助于改善当下的司法风气。

法律商谈:实现司法实质合理性的重要途径

社会和谐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司法是社会运行诸环节中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杠杆。然而,它有时会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产生严重的张力,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关系,智巧地实现司法的实质合理性,成为考量司法技艺水平和法治进步程度的标杆。司法实践中,要善于从多角度透视而适时巧妙地突破法律形式的樊篱,尽可能转换角度摄取妥善解决案件的正当化因子,为社会和谐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提供强劲的实体和程序保障,由此,法律商谈理论构成实现实质合理性的重要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