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法治化理性实践维度研究

在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从传统“人治”思维到法治化思维和方式的运用,需要结合从“枫桥经验”诞生之初到当前新形势新任务发生的深刻变化,重新审视“枫桥经验”理论基础与当前法治功能之间存在的约束与差异,避免法治手段和方式完全取代道德、习惯和风俗的约束。从国家规范、治理方式、行为规范等方面,理性、谦抑地理解法治方式和手段的局限性;聚焦社会关系、社会利益、社会行为、社会矛盾、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等多个维度,研究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精准定位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法治思维和方式有效融合的法治化接驳点,找出理性边界及延伸路径,为探索完善蕴含法治基因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

论梭罗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形上境界与理性实践

作为当代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先驱,梭罗尽管受教于美国超验主义哲学家爱默生,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爱默生的思想范式——仅停留在超验理论层面的思考,而是到林中去,花两年多的时光独处于湖畔,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体悟生命的真谛。从他的自然书写中我们可以领会到,每个人都有两个湖泊,一个是地上有形的湖泊,另一个是书中形而上的湖泊,它们交替呼应,互为补充。依据梭罗的观点,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实践价值就在于既能保护自然又能以理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

理性实践与神话生产:近现代非洲与西方的撞击

西方以标榜的理性实践大旗去"援助"、"改造"落后民族的结果,却制造了虚幻神话的事实。近代非洲被迫与全球扩张的西方相碰撞,既是历史文化意义中的非洲自我价值观的被动剥夺,也是发展愿景意义上的西方势力的刻意宣扬。总体上,在非洲与西方的遭遇过程中,理性实践与神话生产的际会,在摧毁非洲原本较为稳固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促动了西方主列强导下所谓"现代国家"的萌生。事实表明,西方列强无视非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我积累、自我进步的逻辑,通过强行植入西方价值观与发展模式,并不是非洲摆脱困境的出路。非洲具有的传统性比西方的理性实践更具"历史性",非洲发展道路,取决于非洲自身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否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

“主体社工”理性实践培养模式

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工作载体新的使命及单位制的解体,要求我国社会工作必须培育"主体社工"。与半行政体制下的"传统社工"相比,"主体社工"更具有自觉性、理智性和实践性的职业特征。"主体社工"应坚持"理性实践"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培养原则和培养途径方面坚持理性建构与实践积累相结合,培育学生主体精神与实践能力。

论保安处分在我国的理性实践

保安处分在国外早已存在,当今西方大陆法系国家更是大力提倡,其主要是针对危害社会的行为人采取的一种处分措施,救助对象包括社会整体、危害行为人以及被害人。目前,各国有采用保安处分代替或并行于刑罚的形式,我国也存在准保安处分的措施,但较为零散,有必要对其现状及实践做理性探讨。

戏曲TV《洗净胭脂落落梅》的理性实践

电视创作大体有三种状况:感性实践、经验实践和理性实践。三个不同的创作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在筹拍石小梅昆曲戏曲TV《洗净胭脂落落梅》一片时,笔者有意识地提出了理性实践的要求。从选题策划,节目筛选,立意的镜头化提炼,以及服装化妆道具,

有效教学:在理性实践中前行

曾在一段时间，中小学存在着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教学的高耗低效，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苦，校长管得苦，而学生的全面发展、多元发展和终身发展却没有达到理想状态。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敏锐地感觉到，要从根本上改观这种状况，必须讲求教学的有效性。在追求教学有效性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三先三后”原则，即先理念、后行动，先试验、后经验，先调研，后决策，走出了一条有效教学的理性实践之路。

“中本贯通”政策的逻辑、隐忧及理性实践

林克松、王亚南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5月中撰文，基于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的语境，阐释了中本贯通政策的逻辑、隐忧及其理性实践。

语用:从感性体验走向理性实践

作为课程标准实施和课程内容落实的重要载体,语文教材内的每一篇课文都是指导学生品悟语言、学习表达、提高语用能力的有效凭借。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名篇优作的规范语言导向功能,引导学生在感性体会丰富的语言表达形式的基础上,智慧地迁移、内化,逐步从感性体验走向理性实践,从模仿运用走向个性创新。

问诊式述学:数学交流的理性实践

笔者立足学情,对教学中的交流环节进行创新式探究,结合“学习金字塔”理论,提出“问诊式述学”,将交流活动转变成“诊断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讲述自己获得的知识,分享自己的体验,为其他同学解惑的同时巩固自己的知识体系;二是表达自己的疑问与困惑,在交流活动中勇于提出问题。在此过程中,“问诊”作为检验方式,贯穿始终。

实施主题课例菜单式研修 提升教师理性实践智慧

教师研修需要植根于课程、学科与教学等核心问题,需要在深度实践、系统认识与理性反思的交互作用下才会更好地促进教师改变,此外还需要培训课程化,以增强研修的目标性并提升研修的价值。从而有效提升教师领导力,凸显教研组作为教学组织促进教师发展的作用。

冷静反思 理性实践——论初中语文课堂学生“主动意识”的激发

新《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民办幼儿园课程资源市场化:动因、影响及理性实践

以民办幼儿园为主引进市场课程资源已经成为'园本课程'噱头下愈演愈烈的风气。大量服务于幼儿园的早教服务机构以提供课程资源、合作部分特色课程等方式介入民办幼儿园的课程开发。民办幼儿园课程市场化既有丰富本园课程资源的积极影响,又存在诸多潜在消极影响,应从供求关系思考民办幼儿园课程市场化的动因,规避由此带来的'拿来主义'和外来文化的渗透。从保障早教服务机构的课程资源质量、提升民办幼儿园园长的课程领导力、增强教师的课程开发力、建立区域幼儿园课程资源共享平台着手,帮助民办幼儿园正确对待市场上的课程资源,批判性地引进课程,更好地实现本园的课程开发,确保幼儿园课程质量。

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涉我国港澳台地区民商事送达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

为了应对涉我国港澳台地区民商事案件中正式制度供给不足而致的送达难问题,内地各地方法院在实践中发展出了多种应对策略和创新送达路径,并自下而上推动着最高人民法院不断更新有关区际民商事送达的司法解释,形成了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变。内地应当客观看待非正式制度在涉我国港澳台地区送达中的功能,承认其正式制度供给不足的历史情境下发挥的正面作用,同时也对其可能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认识,采取疏通和规范的策略。

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重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践理性及其风险

伯恩施坦将恩格斯晚年放弃武装起义、利用议会制度的策略方案提升为原则主张。这是由客观形势和主观认知——思维方式两方面决定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受到康德区分“物自体”和“现象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伯恩施坦划分了“纯粹的理论”(“理论中的不变成分”)和“应用的理论”(“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他对马克思主义纯粹理论的“修正”摧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消除黑格尔“原罪”;将“科学的社会主义”“修正”为“伦理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的“修正”以资本主义“适应论”取代资本主义“崩溃论”,以社会主义“渐进论”取代社会主义“激进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消除布朗基“原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资本主义改良和资本主义民主。总起来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路径是应对当时社会政治风险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和表现,但规避社会政治风险却带来了副产品——意识形态风险,因而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合理性和道义价值论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客观的、自然的、辩证历史过程,又是基于实践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中国式现代性逻辑的自我生成、确立与证成的过程。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合法性、正当性理据的探寻、辩护与有效诠释,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从立场、宗旨、逻辑和根本价值目标等方面根本有别于西方现代化。其话语表达一旦生成,就会自然地嵌入某种自主性的历史进步历程,起到其内在的规约性、引领性。中国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中国逻辑之理论纲领的确立,是典范性模式、道路意义上社会现代化成功实践的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要素和基本构成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现代化何以可能的价值理念纠偏与价值基础重置;二是通向人类现代化正道和文明新道的合理性价值实践和价值目标的变革;三是“现代化多元主体并生共在”视域内人类新型现代化模式及其多元差异主体并生共在场域价值塑造。这三个方面核心要素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勾勒出了“中国式现代性”或“现代性中国逻辑”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实质。

论实践理性自然法之不证自明性

面对近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对自然法理论的冲击,当代自然法学家约翰·菲尼斯试图以自然法不证自明性跨越自然法认识论困境。然而,菲尼斯所提出的自然法不证自明性概念既继承了中世纪典范自然法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自明性传统,又包含了现代希尔伯特几何公理的自明性概念,二者在形而上学实在论立场上相互对立。这使菲尼斯的自然法不证自明性概念面临着本体论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间的张力,其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回应以及自然法伦理学的构建也因此受到质疑。一种对自然法不证自明性的自洽理解可以从理论理性判断与实践理性判断的同一性之中得出,自然法原则作为理论理性判断是可推导的,但作为实践理性判断是无源出且不证自明的,这种理解也为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提供了一种可能。

数字鸿沟及其跨越:一种技术公共性重建的实践理性视角

飞速发展的智能革命时代,数字鸿沟的产生、蔓延以及不断的加剧、升级,究其根源是狭隘的技术价值(利益)本位理念所导致的阶层间裂隙的扩大与冲突的加剧,以及新的特定社会群体之生存不平等问题的集中体现。对此,需要立足反身性理论,运用场域理论,围绕技术边界与限度、技术问题社会综合治理实践和公共性价值规制的制度安排,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社会性生存、技术美好社会的伦理文化根基、现代“技术公民”的权利以及总体性意义上技术与生活的合理性关系。

审判监督程序的实践合理性及其法定化——基于《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2条第1款第四项之分析

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第二审程序审理的直接对象存在差异,即使依法“依照”审理也不可忽视其程序间的差异,但是司法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一审、第二审程序有所混同是常见现象。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的审判监督程序一旦判决或者裁定之后,全案应处于“终审”状态,不发生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依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的问题,就此言之,《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472条第1款第四项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规定,存在法律依据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一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实践合理性,但也造成重新审判适用的一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二者关系的疑惑,甚至造成正在服刑中的受刑人执行依据被撤销而其仍在服刑的实践困境。值得肯定的是,这一司法解释的程序价值,是为被判决人提供了针对不利于自己的再审改判的上诉机会。这种上诉机会可以通过发回重审或者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改造。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规定中增加撤销原判、交付一审的制度,并限定为对被告人不利再审的情形;二是针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情形,设置作为审判监督程序组成部分的特别上诉程序,由此彰显审判监督程序不同于原一审程序、二审程序的独立性,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中,解决具有合理精神内核的司法实践的法定化问题,实现这种司法中变通做法与法律规定的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