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小农”抑或“道义经济”:观点评述与新的解释

对于农民经济行为,形式主义者认为传统农业的农民与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也是只求利润的。而实体主义者则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行为以维持生计为目标。黄宗智、郭于华等人则主张一种综合的分析,即认为两种特性都只是传统农民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本文则主张一种动态的、纵向的考察,认为生存危机下的小农只能以维持生计为目标,而不可能去追求利润。随着生存需要的满足,农民也表现出经济理性特征。当前中国农民正处于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转变过程中。

塑造“革命小农”:人民公社时期新旧制度的博弈机制探析——兼与“理性小农”和“道义小农”的对比分析

人民公社时期,旧的制度消失了,但维系旧制度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却仍然影响着农民的日常行为逻辑,地方传统依然强而有力,瞒产私分等农民"反行为"屡禁不止。为了遏制公社体制的离心力,国家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在规划性社会变迁中摧毁原有制度的合法性,持续不断地改造传统小农思想,塑造符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的"革命小农"。"革命小农"是考察人民公社时期新旧制度博弈机制的关键词。

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

本文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指出不论是出于生存伦理还是风险投资,农民们的行为选择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只不过前者是生存理性而后者则是经济理性。

理性小农抑或生存小农——实体小农学派对形式小农学派的批判与反思

实体论与形式论是认知农民经济问题的两种主要学术传统。形式论者遵循经济理性假定,认为农民经济行为的本质是理性化,传统农民是典型的理性小农,其行为受制于个人或家庭利益,农民为谋求共同的生存权利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发生。实体论者则指出,传统农民是生存小农,小农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型经济、生存型经济,这种经济体系同农民的文化传统、生命哲学、社群关系、乡土伦理紧密嵌套在一起。两者关于农民经济行为认知的对立,一方面为理解小农经济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野。但如若沿着形式论与实体论的知识传统来理解农业经济问题,将会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认知困境中,造成对农民总体性经济社会行为的碎片化认识。

从“理性小农”到“新农民”——农民行为选择的伦理冲突与“理性新农民”的生成

农民的行为选择是否遵循理性原则,是国内外长期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本文基于对四个典型村庄的田野调查,认为乡村改革进程带来了农民致富冲动的强化和经济理性意识的成长,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生成和强化的"土地情结"依然存在。商品化、市场化的发展,为乡村社会转型中农民理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逻辑前提,也为"理性新农民"的生成提供了条件。而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则是塑造具备文明素质和职业道德的"新农民"的必由之路。

小农理性视角下农村养老危机的生成机制及解决路径

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小农理性日渐扩张,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老年一代更多基于家庭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家庭理性,而年轻一代则更多基于个体理性,两者之间的不均衡性导致农村整体呈现出空心化、代际关系失衡、原子化的特征,从而导致全面的农村养老危机。文章拟通过引入“小农(个体)理性”这一视角,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分析农村养老危机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为农村地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新思路,通过夯实农村养老经济基础、再造村社共同体、鼓励年轻人返乡创业等手段可缓解农村的养老危机。

基于“小农理性”的农业标准化实证研究——以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例

介绍了"小农理性"以及农业标准化相关理论,通过对杨凌示范区农业标准化过程中农户的认识及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杨凌示范区农民对标准化了解程度不够、农业标准化效益不高和生产规模偏小等农业标准化制约因素,提出了大力普及农业标准化知识,开展不同层次的农业标准化培训,通过多种途径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加大检验检测服务,加强对农业标准化实施的监督等政策建议。

20世纪上半叶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以作物选择为中心

自北宋末年至晚清,淮北地区多次遭受黄河水灾的影响,农村土地逐渐沙化、盐碱化,乡村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20世纪上半叶,频发的自然灾害更加打击了淮北农村脆弱的小农经济。农民在土壤严重劣化的情况下改变农作种植类型,仅靠种植农作物已不能满足人口增多的家庭生活开销,一些农民在市场和环境的影响下也种植经济作物。灾荒加重农民生活危机,严重改变农村原有的农作物种植结构。一方面,农民仍以生存压力下种植传统的应急粮食作物;另一方面,农民亦从追求利润为出发点种植经济作物。农民在应对风险方面会根据不同情况改变作物选择以获得期望的追求。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小农的三幅面孔及其解释力——从理论到现实的概念重构

在对小农的3个主要流派进行综合的基础上,黄宗智提出小农的"三幅面孔统一体说",并引起极大的争议和批评。三大流派的小农概念都具有理论建构的性质,将"小农"作为一个理想型概念出发展开各自的理论推导,突出强调的是作为一种理论抽象的小农在某一方面的特质,描述的是理论状态的小农而非现实中的小农。本文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以恰亚诺夫模型的基本假定为基础,构建一个新的数理模型来说明小农"三幅面孔"的统一性。在模型中,通过引入外生变量τ来说明小农与国家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纳入其中,从而建立起"三副面孔"统一体说的理论框架。

花木经济中的小农——重读“斯科特—波普金论题”

小农经济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故步自封的,然而,通过沭阳县潼阳镇后屯村的田野经验,可以看到处于产业边缘的小农是如何进行农业生产的变革以及探索的。经济人类学领域中,"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经典论题对这样的经验有着不同的解释,但事实上,这二者其实并不相互排斥,而且,只有用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从当地人的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更好理解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运作逻辑。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民族村脱贫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乡村振兴政策是否能够引导民族村农户继续进行理性的生计策略选择,是未来民族村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的关键。文章基于广西靖西大莫村的田野考察,发现随着“三农”工作重心转移,在乡村振兴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民族村脱贫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逐渐由单一的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转向半工半耕。这一生计策略是民族村脱贫农户小农理性的结果,符合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需求。

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述评

农户经济理论是农村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国外农户经济理论研究历史悠久、学派众多并互有采借。在我国"工业反哺农业"、大力缩小城乡差距的今天,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建设性反思批判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国内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兼顾各理论流派的理论争论与交锋,结合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殊国情,对国外农户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其对中国研究的意义与局限,以期为农户经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现代社会中自耕农持久生命力原因探析

以亚当·斯密、马克思为代表的"小农消亡论"者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自耕农必然被资本主义雇佣农场代替,但当今世界自耕农经营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表明斯密和马克思的判断没有成为现实。以恰亚诺夫、舒尔茨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论"者指出自耕农比雇佣农场更有效率,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他们的论断与社会现实相符合,但"理性小农"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农业生产制度的创新、自耕农生产较低的监督成本、农业生产独特的时空特点等因素,是自耕农兴盛的主要原因。

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农民农业投资行为分析

借鉴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理性小农理论”,结合我国的国情,利用实际的统计数据,对我国不同区域农民的农业投资行为进行分析后认为: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政策应有其各自的针对性。但无论采用何种政策措施,都必须遵循诱导性原则,让农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增加农业投入是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使农民自发保持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只有这样才能在有效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尽量减少政策成本,实现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统一。

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回顾与前瞻

由于社会转型的加快与制度建设的缓慢,导致农民利益表达受阻,由此引发农民集体行动增多,这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对话式的讨论,推进了农民集体行动的范式思考与公共政策设计。我国早期的理论研究受西方社会运动理论影响很大,但无论就社会运动的概念或中西的不同社会背景而言,这一理论都很难套用于中国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近期的研究多纠缠于"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之争。从既注重个案研究也注重整体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中国农民集体行动要根据其动力机制、动员机制、机会结构、策略运用、面临的困境等因素将其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进行分类研究,方可形成农民集体行动的类型学划分,并在制度层面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集体行动。

政策下乡中农户争贫举动的生成逻辑--以HL贫困村扶贫实践为例

精准扶贫作为国家向地方输入福利资源的重要工程,在资源输入过程中却常与实际设想偏离,衍生出农户"争贫"的举动。这种意外性现象实质上是扶贫场域中的农民行动者出于利益争夺所做出的一种策略性行动。遵循制度设计与经济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思路,在承认国家政策与现实脱节的事实前提下,尝试阐释"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对小农心态的转变起到的催化作用。而基于以上摸索路径与现实的扶贫困局,正确的化解之道还需"米提斯"思维的嵌入,也就是地方性知识、小农生存智慧等特质必须要纳入到扶贫政策的设计中去,才能实现精准扶贫在村庄场域中的落地生根。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的路径选择与演进逻辑

基于对小农特性的理论探讨,梳理中国农业经营主体演进的历史进程,发现: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小农经营可以降低劳动的监督成本,在劳动力相对丰裕的情况下,能够调动有效劳动力投入,是其保持长期优势的主要原因;在劳动力相对稀缺的背景下,部分农民存在流转土地的需求,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即要素市场变化为农业经营主体突破创造了条件。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的劳动力转移仍存在潜力,土地流转也有现实需要,未来规模经营仍然有发展空间;然而,劳动力转移不彻底会加重经营环境不稳定,要素成本上涨加大经营压力,二者在短期限制了规模经营主体的发展。因此,应该深化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有序变革,同时推动科技进步,进而实现农业的高效持续发展。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农村网络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及理论基础——兼论广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网络城市化的时代特征表现为:纵横交错的农村交通网络、资讯传输系统的"三网"合一和农村完善的供电供水系统。农村"小农理性命题"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是农村网络城市化的重要理论基础。农村网络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