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无知”抑或“路径闭锁”: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欠缺原因及其对策

农民需求的充分有效表达是缓解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的重要因素。当前农民公共服务需求表达存在无表达、被动表达、表达无效、表达不充分以及制度外表达等表达欠缺的问题,这些问题加剧了供需矛盾。农民需求表达欠缺存在"理性无知"和"路径闭锁"的双重原因,具体包括意愿不强、缺乏有效代理人、渠道不畅、决策机制不合理等。培育表达主体、增强表达能力、畅通表达渠道、加强利益聚合、完善决策机制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措施。

村民代表的参政成本与理性无知——以普洱市文村为例

村民代表制度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普洱市文村村民代表为研究对象,通过用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实证村民代表所做的决策成本与理性无知之间的关系。经过研究得出,目前条件下,村民代表在决策时需要的信息和分析问题的新知识,是他们无法负担的高昂成本。因此,更多的村民代表保持了理性无知。要改进村民代表所保持的理性无知,必须改变他们获取信息和分析问题的条件,降低他们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成本,方能成功。

理性的无知与新古典的社会契约维系

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由于其完备理性的假定,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本文从有限理性出发,通过对理性的无知和社会契约的分析,提出社会契约保证下的理性的无知也可以达到新古典的结果,从而尝试了一种对新古典模型维系的新的思路。

“理性的胡闹”对“理性的无知”的突破与发展——读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卡普兰在其《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中认为公众的系统性偏见导致了“民主失灵”,理性处于休眠状态下产生的“理性的胡闹”会使得民主制度持续产生不良政策,只有更多地依靠市场才能弥补不良后果。该书虽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但是也存在其局限性:“理性的胡闹”无法完全代替“理性的无知”、卡普兰高估了民主的实现程度、市场化民主与实际情况相悖。研究就上述局限性提出了培养选民的政治素养、加强政党廉洁的出路,以应对现代民主政体下“理性的胡闹”。

理性、非理性与民主失灵——读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选民的行为模式,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重要的研究课题。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中,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证了系统性偏见的广泛存在,提出选民"理性的胡闹"而非"理性的无知"是导致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根本原因,揭示了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制度失灵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进展。但其逻辑框架和政策建议也存在一定局限。

民主的结果为什么有时会令人失望?——对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的述评

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认为,公众存在的系统性偏见会造成民主失灵,但这并非"理性的无知"造成的,而是"理性的胡闹"使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并得以持续,只有更多依靠私人选择和自由市场才能弥补理性的胡闹产生的不良后果。该书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但是也有局限:以"理性的胡闹"否定"理性的无知"是没有意义的,选民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草率地否定民主制度也是不可取的。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逻辑

贸易政策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是美国政治市场进入均衡的产物,决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基本因素仍旧是根植于美国文化中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理念。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通过其院外活动对贸易政策的走向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由于这些利益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集团利益和相异的组织结构、交易费用及经济实力,他们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中也就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由于政治市场上存在着一般选民的理性无知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理性,美国政治市场上的政治均衡往往出现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大于其净收益最大化水平时,这种“供给过度”反映在对华贸易政策上,就是政治因素超越商业考虑,从而决定了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不会是一种“帕累托最优”。

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偏差形成原因探析——基于信息供求视角的理论解释与实践验证

大量食品安全负面信息导致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感知与食品安全真实状况之间存在较大偏差。通过把食品安全信息特征纳入媒体和消费者的决策函数,基于信息供求理论的分析表明,造成风险感知偏差的原因包括理性无知和负面信息过量需求。受限于个体信息处理能力、信息获取成本以及媒体立场定位与个人立场不一致等因素,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息的需求主动表现为理性无知。基于信息的边际效用递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风险规避分析显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负面信息的需求量大于对正面信息的需求。传统纸质媒体和现代社交媒体进行的实践验证表明,基于不同的立场定位,各类媒体的食品安全信息供给存在很大差异,社交媒体的出现放大了食品安全负面信息的存在。

以信用为视角解读制度的有效功能及其承诺的伦理价值

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有关社会重构之“相互性的理想”(相对于“自律理想”而言)的论述告诉我们,人们往往是健忘的,粗心大意的和懒散的,他们逃避义务,易于骗人和撒谎,在面对陌生人时尤其如此。这时,就需要由制度来约束压制人身上的这种天性的本能倾向,并引导人们较可信赖和较可预见地行事。正因为如此,现代生活特别是现代经济生活有一种对可靠性制度约束的特殊需要或依赖。个体的自我统一性或者人格的完全成熟,往往标志着整个社会过程所具有的统一性或者社会的完全成熟。一个人在共同体内其人格和统一性的获致,是由于他一贯性地采取了“一般化他人”的态度,即采取了共同体(从家庭到社群再到国家)内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或立场。这些共同体的行为准则或立场,是以制度和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社区政治文化:农村政治发展的认同基础

社会建设的最终载体是社区建设,而社区民主则是社区建设的保障前提,作为一种非国家形态的民主,社区民主的特点在于其直接来自于社区成员的认同,这一认同的心理基础就是社区政治文化。文章结合实证调查,分析了目前农村社区政治文化呈现的特点,并对构建当前农村社区政治文化提出了一些思考。

教代会制度的失灵以及对策探索

教职工代表大会是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的重要方式。其职权虽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了确认与保障,然而实践中其职权实现困难重重。通过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可见,完善与发展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必须降低教职工代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成本",改革校长任免制度等。

民主失灵的逻辑: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

民主作为一种基于民意的资源配置模式,同市场一样,存在着失灵的风险与可能,即民主制度往往选择不良政策。在成因上,民主失灵主要源于对民意的遵从,对此的相关解释经历了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前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对选举结果无足轻重,而收集信息又成本巨大,因此不愿了解真相,而处于对政策无知的状态;后者强调,选民个体由于一些感觉良好的错误情感和理念能够带来比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更多的心理收益,因此驱除真相、拥抱错误,从而处于非理性的状态。在从"理性的无知"到"理性的胡闹"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失灵的逻辑坚持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选择"理论、解释模式上的经验化路径、现实意义上的反思民主制度的理路,这不仅有助于民主失灵方法论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实践的发展。

理性的无知与理性的非理性

有关政治和宗教的信条通常有三个令人困惑的特征:系统性的偏见、高度的确定性和信息基础薄弱。理性无知理论只能解释拥有少量信息的情况。本文则提出了"理性的非理性"综合模型,对以上三种程式化事实都可以做出解释。根据理性的非理性理论,非理性——即偏离理性预期——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是一种商品;私人成本越低,购买它的代理人就越多。政治、宗教等信条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即错误对个人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使非理性的个人成本为零。因此在这些领域中,非理性的看法是最显而易见的。对非理性的消费可能是最优的,但是如果非理性的个人和社会成本不同,那么它就不是最佳的,选举就是一例。

“经济人”的行为困境

"经济人"的自利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个人理性的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为往往会无意识地、客观地增进公共利益。但是,由于"经济人"的自利心和有限理性,其行为往往会产生诸如机会主义、群体的无理性、X无效率、经济市场失灵和政治市场失灵等困境。要克服"经济人"的行为困境,必须发挥"看的见的手"的作用。

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分配现状及启示

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说明,美国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显负相关,各项主要财政支出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GDP的增长。美国政府集中的资源越来越多,不仅没有缓解社会矛盾,反而使矛盾越来越激化。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不能大包大揽,集中财富要有度,藏富于民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好办法。在经济改革的现阶段,资源配置要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财政支出与GDP的增长要相应同步。

资本雇佣劳动的经济学逻辑

市场经济中 ,企业的组织结构多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相反。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是无关紧要的。当代经济学家在论证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时 ,基本上是一种规范性分析 ,试图论证资本雇佣劳动是合理的。而本文从实证的角度 ,提出“资源相对价格”假说 ,结合劳动者先天“弱势”以及“理性的无知”。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限理性与集体理性——以农村校车服务为例

当前,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是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仍然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追根究源在于有关行为主体基于有限理性做出不恰当的行为选择。在农村校车服务供给过程中,农民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无知",亦即有意识地不去表达、不实表达、消极表达或者无法表达对农村校车服务的真实需求;政府的有限理性导致"理性冷漠",亦即有目的地表明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提高农村校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破解"理性无知"和"理性冷漠",社会必须做出集体理性的选择,架构起有关行为主体之间联系的桥梁,使得农民获得更多农村公共服务选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使得政府具有更多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和责任性。

竞争性选举与负责制政府:一种“脆弱”的因果关系——选民、利益集团与代表理性互动视角下的分析

许多人相信西式民主制所采取的竞争性选举与一个对选民负责的政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因果关系。这种观念其实是存在诸多问题的。在竞争性选举的制度条件下,选民对代表的决策行为以及代表候选人的竞选信息保持“无知”是合乎理性的选择。前一种无知将直接导致选民难以有效地监督代表,选举也就不能使代表有足够的动机对选民负责。而选民的这两种“理性无知”还会使得代表候选人接受利益集团的“俘获”更有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样,选举政府在许多决策中就会对利益集团负责,而不是对选民负责。“竞争性选举”实现“负责制政府”的条件很难满足,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