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犯罪论纲

非理性犯罪是在感情冲动或者情感冷漠的情况下危害行为才得到实施的犯罪。非理性犯罪的本质可以从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认识。从犯罪学的角度认识非理性犯罪,它的本质是引起非理性犯罪的情感背景,即引起非理性犯罪发生的情感动机或情感背景。根据引起非理性犯罪的情感原因的性质,非理性犯罪可以划分为积极的非理性犯罪和消极的非理性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认识非理性犯罪,它的本质是情感罪过,即非理性犯罪过程中肯定危害结果发生的情感态度。依据行为人情感罪过的强烈程度,非理性犯罪可划分为痴狂型犯罪、痛快型犯罪、冷漠型犯罪和漠不关心型犯罪。

埃德加·爱伦·坡《丽吉亚》的又一解读——非理性犯罪小说

本文从潜意识的角度解读了坡的《丽吉亚》。通过对故事叙述者的心理活动、语言的使用、房间的布置、新娘死亡的原因等分析,认为该作品其实也是一部非理性犯罪小说。

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之检视

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是以新康德、新黑格尔哲学和政治哲学为其哲学基础的,是对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与目的论犯罪论体系的继承与发展。在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阶层构造中,客观归责与包含了需罚性的罪责是其核心创新,它们与该理论本身所蕴含的体系性思维模式一样,都对我国刑法犯罪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在校生因生活琐事致非理性犯罪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在校生非理性犯罪类案件具有案发诱因的轻微性和危害后果的严重性反差极大的特征。文章以2010-2014年中国裁判文书网我国大陆11个省市14-34岁21名在校生因生活琐事实施非理性犯罪为样本,研判当前该类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指出涉案学生自身的性格缺陷以及低自控或低自珍的心理特征,是引发负面情绪以及犯罪行为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一方面通过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提升家庭教育品质使青少年增强与家庭的情感联接,形成健全人格,另一方面通过学校加强综合管理,尤其是强化大学生和学校的纽带与联系,帮助青少年自我探索,以此增强该类犯罪预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目的理性犯罪论视野下婚内强奸行为的再审视

"婚内强奸"是否构成强奸罪是一个刑法与刑事政策、民法、社会伦理道德相结合的问题;传统观点中,无论是基于解释学得出的"婚内无奸",还是通过"承诺说"、"同居权利义务说"等所得到的否定结论均存在疑问;肯定说容易忽视"婚内"二字的意义,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时间状语并不妥当;目前司法实践中"有条件肯定"的折中观点在判断标准上过于形式化。目的理性犯罪论是罗克辛贯通"李斯特鸿沟"的产物,其将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充分结合,运用该犯罪论体系审视"婚内强奸"行为才能得出在刑法理论上说理充分、在刑事政策上合理妥当的结论。

论理性犯罪的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

犯罪学对犯罪人的假设是“理性犯罪人”,理性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理性犯罪人在动机冲突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犯罪收益,二是犯罪成本,犯罪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犯罪动机的产生并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同犯罪收益成正比,同犯罪成本成反比。

天津市典型非理性犯罪调研报告

典型的非理性犯罪应当是刑法学意义上的非理性犯罪,它也是罪过情感支配犯罪行为的非理性犯罪类型。对天津市的调研结果显示,非理性犯罪在犯罪中所占比例不大;非理性犯罪中重大恶性案件不多;四郊、五县、滨海新区及河北区、南开区的非理性犯罪比较严重;邪教组织活动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治安隐患。因此,天津市社会治安刑事治理的工作部署应当是:第一,郊县及河北、南开区应当加强司法力度;第二,重拳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第三,联防联治,形成法网。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梳理——兼论罗克辛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之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刑事政策是"国家运用刑法有效地组织反犯罪斗争的法律政策"[1],其和刑法之间有着先天的亲缘关系,但也存在一定的紧张对立。一方面,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社会任务,刑法应当回应现实的需要,保持实践品格,刑事政策在通过刑法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指引了方向;另一方面,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罪刑法定的保障机能要求刑法坚守其明确性和稳定性,而刑事政策则追求有效地打击犯罪,其着眼点在于灵活性、动态性和开放性。出于对这一矛盾关系的观照。

刑法中的犯罪合作模式及其适用范围

社会转型时期法定犯数量大量增加,带来司法实践中严重的"刑、民交叉""刑、行交叉"问题,故有必要重视犯罪合作模式。犯罪合作模式意味着行为人在犯罪后以自身的努力弥补犯罪带来的损失,从而使其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意义降低,虽具有应罚性,但并无需罚性。犯罪合作模式作为责任折抵的方式,具有重要的激励效应,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因而会带来犯罪赦免效果。犯罪合作模式不是基于报应,而是立足于恢复,需要在应罚性基础上判断需罚性,当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应罚性而欠缺需罚性时,就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故其与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具有高度契合性。我国刑法有关犯罪合作模式的规定属于立法创新,有助于划清刑、民边界和完善轻罪体系,并具有扩大适用的必要。

犯罪本质新论

目前关于犯罪本质的认识主要包括法律本质观、政治本质观和社会危害性本质观。关于犯罪本质观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犯罪本质不宜由其他现象来界定,不宜由社会危害性来界定,也不宜用关系属性来界定。关于犯罪的本质,应该从三个层面把握:犯罪的本质是一种不见容于社会的心理态度,犯罪的本质属于心理的"自我"层次,具体犯罪的本质有所区别。

西方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评价

通过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理论(简称CPTED)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西方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由于首倡者学科背景的不同,从该理论诞生之时,就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目前主流的理论是强调外部环境设计的环境设计犯罪预防理论。CPTED理论基础有理性犯罪人、机会理论、日常行为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目前主流的CPTED理论的设计原则包括自然监视、自然通道、地域强化和维持四个原则。CPTED的借鉴可以从城市规划、社区物技防建设和居民安全防范意识等方面着手。

论有效率犯罪——预防犯罪的经济学视角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对有效率犯罪的概念作了重新界定,对犯罪的收益和犯罪的成本作了分析,提出预防有效率犯罪的两种途径:有效率犯罪的非犯罪化和有效率犯罪的非效率化。

农民侵财型犯罪问题经济学分析

中国当前农民侵财型犯罪问题日益严重,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从经济学角度,应用理性犯罪模型,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透视诱发犯罪的根源,从而探究防控此类犯罪的基本思路。

刑事责任根据新论

刑事责任根据亘古而事关重大,相继产生的道义责任根据论、社会责任根据论、心理责任根据论、规范责任根据论和人格责任根据论,其实质都是关于理智责任根据的理论。刑事责任产生的原因可以划分为根据和条件,刑事责任的根据是行为人的犯罪心理,它包括罪过心理部分和非罪过心理部分,而犯罪的主体要件、客体要件、客观要件等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条件。刑事责任根据可分为着眼于预防的根据和着眼于惩罚的根据;亦可分为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和非理性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据。

刑事侦查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理论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不仅涉及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刑事侦查领域亦不例外。我国侦查部门的办案资源严重缺乏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由此导致侦查工作的低效益。目前的侦查现状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要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刑事侦查学的成本与收益并构建理性犯罪人模型与刑事侦查边际收益递减模型,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活动的低效益现象并提出若干建议。

刑事侦查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理论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不仅涉及到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刑事侦查领域亦不例外。我国侦查部门的办案资源严重缺乏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由此导致侦查工作的低效益。目前的侦查现状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本文借助于微观经学的分析工具,分析了刑事侦查学的成本与收益并构建理性犯罪人模型与刑事侦查边际收益递减模型,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活动的低效益现象并提出若干建议。

被害人同意的体系地位

被害人同意阻却犯罪的实质根据是自治的法益观下法益利用说。当被害人同意行为人损害法益客体时,行为人的行为就只是权利人对于自身法益进行支配和使用的外在表现,并不违反权利人的自主意志,从而欠缺法益侵害。立足于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考量刑事政策性的要求,被害人同意居于不同的体系地位,有的同意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有的同意阻却违法。

人的尊严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益吗

人的尊严是宪法上的最高价值,它不是一项宪法基本权利。人的尊严是法益的基础,它不是具体犯罪保护的客体。人的尊严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对其之间形成的平等地位及主体资格免遭否定和促进实现的价值实践。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侵犯了彰显妇女尊严价值的人身自由权利。法益概念只具有一定的立法批判机能和解释指导机能,所以,对本罪的犯罪化合理性及其刑罚化均衡性研究,还需从刑法体系外寻找刑事政策学、犯罪学上的根据。详言之,本罪采取了分立式立法技术,与拐卖妇女罪构成非对称型对向犯,且近年来对妇女尊严价值的侵害程度日益提升。然而,即使对本罪的法益侵害性、非难可能性的评价趋于严厉,也不一定要提高法定刑,严格刑罚裁量和强化行政执法都是可以考虑的方案。

犯罪中止自动性之判断——基于积极一般预防的规范性标准

在犯罪中止自动性的判断上,通说向来奉法兰克公式为圭臬,但该公式所遵循的心理学标准思路不但违反心理学原理,且会导致不合理的结论。应当坚持规范性标准的思路,即根据中止犯特权之规范目的来判断自动性。中止犯特权之目的是推进积极的一般预防,即通过减免中止犯的刑罚,提倡中止动机所包含的抵御犯罪诱惑的行为选择模式,从而强化国民相应的守法习惯。只有违背犯罪理性策略的停止意思,才是抵御犯罪诱惑的正确的行为选择,才是值得作示范性鼓励的动机。因此,自动性标准须以犯罪理性策略为参考:若行为人的停止决意符合犯罪理性策略,则排除自动性;若停止决意违背犯罪理性策略,则具备自动性。

软秩序与强秩序——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刑关系的重新认识

传统法律文化中礼刑关系的实质是软秩序与强秩序的关系,礼是软秩序软规则,刑是强秩序硬规则。作为'软秩序'的礼通过将人际关系的制度化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作为'强秩序'的刑则纠正脱离制度化的基本人伦关系的行为。礼是刑的目的,刑为礼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礼刑关系研究对当代的现实意义在于其能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定不能仅靠强秩序,而应更多地依靠软秩序,刑法与刑罚应能促进社会伦理道德,谨慎地制裁严重地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重视犯罪的反伦理性。刑事法律研究应坚持创新性的发掘与继承本土资源,既反对缺乏本土自觉性的照搬照抄西方,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