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填缺替补”到“德心匠师”:我国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

以20世纪80年代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起点,我国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经历了以提升师资数量为重点的政策初步发展阶段、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政策标准规范阶段、以选贤用能为重心的政策深化拓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以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为推力的政策动力机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的政策目标取向、有效使用政策工具的政策过程保障以及趋向多元化发展的政策话语文化的演进逻辑。未来我国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可通过以供需精准匹配为推动的政策动力机制、坚持以教师为本的政策目标取向、合理使用政策工具的政策过程保障以及确保民众广泛参与的政策话语规则来实现进一步发展。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治理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的非法融资活动。犯罪分子进行了理性选择,钻了融资漏洞,使得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频发。本文通过阐述当前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现状及特点,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分析了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原因,暴露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期望能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诈骗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突破

“双减”政策内蕴的教育理想有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然而,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审视,政策实施主体在执行“双减”政策的过程中仍面临三大困境,主要表现为崇尚工具效率强化“路径依赖”现象、以“自利”为导向造成“敷衍规避”现象、专注行政“责任”导致“消极变通”现象。要突破“双减”政策执行困境,必须采取如下措施:强化政策的价值引领,优化执行环境;回应多元化利益诉求,落实公共责任;完善政策的制度供给,推进政策实施。

理性选择视域下的乡村振兴困境与对策——针对重庆市武隆区堰塘村文旅发展的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而理性选择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关联的过程。文章通过对重庆市武隆区堰塘村的田野调查,从经济理性、生活理性、文化理性、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5个维度对其发展成效与困境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堰塘村发展需要在经济、组织、人才、文化等方面通过统筹产业升级发展、聚用留育专业人才、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升文化供给效能方面加以提升改进。

理性选择:基层社区党组织领办物业行动的生成机理分析

基层党组织、物业企业均在社区治理情境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关键作用。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中,党组织领办物业企业、引领多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集体行动的生成机理是一个具有实践探索意义的研究问题。基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审视领办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发现:个体偏好是领办这一集体行动中个体初始性触发因素,价值理性、责任规范、制度规范、互惠规范是集体行动聚合的激发因素,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生成了党组织领办物业企业集体行动的逻辑。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松弛而为或无奈选择:理性选择视域下青年“慢就业”决策逻辑探析

近年来,“慢就业”“缓就业”成为教育和就业领域的热点话题。根据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青年群体的“慢就业”决策既受到松弛而为主动选择的推动,也受到无奈而为现实因素的制约。“慢就业”的产生既是青年权衡就业环境的现实选择,也是规避就业压力的保守选择;既是展望发展路径的长远选择,也是寻找自我认同的审慎选择。面对复杂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压力,青年自身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实力,积极参与就业实践;国家、社会、高校等主体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完善国家就业政策、增强社会就业引导、落实高校就业指导和帮扶工作等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举措,引导青年群体顺利参与就业市场的实践之中。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础共识和理论范式述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80年代,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呈鼎足之势,共同构成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谱系的支柱。它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经历了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和行为主义运动的洗礼,受博弈论等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影响,坚持将个体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制度视作一种可供选择的人为设计方案和最优对策。在长期遭遇诸多批评和挑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与其他制度主义范式的融合趋势,呈现为一种具有成长态势的理论和相对开放的研究范式。但就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需要回答制度本身是什么等根本问题,才能进一步彰显制度及其理论的价值。

腐败官员主动投案的行为机理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党的二十大以来,主动投案已经成为助力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现象级事件。执政党高压反腐的制度震慑和纪检监察机关贯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腐败官员作出主动投案的理性选择。但仍有部分腐败官员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自负心理和“幸存者偏差”心理未主动投案。基于此,要加大“不敢腐”的心理震慑作用,扎紧“不能腐”的反腐制度牢笼,深入开展“不想腐”的思想教育工作,推动主动投案行为的持续发生,有助于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大食物观视域下小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治理的制度设计——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大食物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维护粮食安全提出的重要战略理念,探讨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路径是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基点。大食物观讲求的大农业观、大资源观与大产业观,对农村土地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小农户要围绕土地生产、开发和经营三个层次来实施。同时,以小农户为主体进行土地治理,要从多样化土地生产、全域化土地开发和完整化土地经营来激励小农户提升参与土地治理的动机。因此,通过构建多元产品开发制度、完善土地经营制度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回应小农户的现实需求,促进小农户充分参与农村土地治理。

理性选择理论下重新犯罪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将犯罪行为看作个体在考虑成本和收益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对行为人做出重新犯罪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重新犯罪者与未重犯者在犯罪发生年龄、违法处罚经历、犯罪动机、是否认罪认罚上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鉴于此,应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重新犯罪法》、完善重新犯罪群体量刑规则、提高刑罚惩罚的有效性等方面完善对重新犯罪的预防,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的风险。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以日常活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摆脱了传统的接触型犯罪模式,更加具有隐蔽性。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提醒要加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治。以“日常活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提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对策。

借口“无效社交”而断亲,是没有道德格局的非理性选择

苏在诗作《题西林壁》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绝句。甲辰龙年的春节已经结束,关于春节的阖家欢乐祝福,又有几人识得其真面目?从三亚返程的机票近万元,不难知道,对于部分人来说,现在的春节变成了旅游节。旅游景区越热闹,出行者和家乡亲人的关系越是淡薄,血缘语境中的“阖家欢乐”,遂被异化成旅游语境中的“自我之乐”。

处罚对信息安全策略遵守的影响研究——威慑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整合视角

针对已有的关于信息安全策略遵守/违规的理论普遍存在解释率不高和研究结论不统一等问题,本文建构了一个威慑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整合框架,并利用320名被试参与,采用模拟场景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处罚确定性和严厉性通过影响违反代价进而影响信息安全策略遵守意向,即违反代价在处罚确定性和严厉性与信息安全策略遵守意向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这个结论解释了处罚如何影响员工的遵守意向。此外,本研究还在信息安全情境内验证了敏捷性对信息安全策略遵守意向的正向影响,丰富了威慑理论的实证研究。该结论也可以推广至一般性违规领域。

理性选择理论述评

本文介绍和分析了社会科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起源与争论，以及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在对传统理性选择理论作出批判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关注制度文化对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作用，参考狭义理性选择的概念，界定理性选择理论在何种情境之下，可以解释何种行为，正确处理制度与个人行动选择之间的关系，为理性选择理论圈定一块合适的园地。同时指出以家庭作为行动单位研究中国人的理性选择行动。

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评述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之一。科尔曼是公认的这一理论的权威人物。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 认为个体行动者总是依据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的原则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宏观和微观分析相结合, 提出了社会理论研究与发展的新方向。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内在张力与发展限度

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发展、引介到运用阶段一直饱受争议。一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政治学研究者研究行为与制度互动关系提供了微观基础与方法论;另一方面,由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偏向个人主义、在分析制度时忽视历史文化等影响因素、在理论假设与模型建构上过于简单化,最终导致了该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发展瓶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创新与发展,需要消弭自身同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其他流派之间的边界,加强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关注历史进程中的制度变迁以及文化等其他因素对制度带来的影响,由此获得完善理论的发展动力。

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与农村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也逐渐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相当矛盾的现象——“既有土地流转的迫切需要,又存在大量的土地抛荒”。这说明我们的土地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本文通过分析指出,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在目前的制度约束下农户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无法在土地流转中得到真正实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农地流转的思考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