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填缺替补”到“德心匠师”:我国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

以20世纪80年代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起点,我国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经历了以提升师资数量为重点的政策初步发展阶段、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政策标准规范阶段、以选贤用能为重心的政策深化拓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以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为推力的政策动力机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的政策目标取向、有效使用政策工具的政策过程保障以及趋向多元化发展的政策话语文化的演进逻辑。未来我国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政策可通过以供需精准匹配为推动的政策动力机制、坚持以教师为本的政策目标取向、合理使用政策工具的政策过程保障以及确保民众广泛参与的政策话语规则来实现进一步发展。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治理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的非法融资活动。犯罪分子进行了理性选择,钻了融资漏洞,使得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频发。本文通过阐述当前非法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现状及特点,从理性选择理论角度分析了非法集资诈骗犯罪的原因,暴露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期望能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诈骗活动,维护社会稳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是凸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大农村地区治理优势的必然要求,它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关键路径。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视角对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进行研究,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3种典型制度模式,对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的子集进行类型划分,突出不同制度集合具有的作为集体决策规则、嵌入委托代理结构的功能性特征,基层试点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总体性特征及强调配套制度辅助、注重程序机制设计的现时性特征,从而弥补当前农村协商民主制度类型学研究的不足。在农村协商民主制度演变过程中,环境设定、利益驱动、主体推动、绩效评价形成了其结构性逻辑,而供需匹配下的制度创新、绩效驱动下的制度扩散、偏好稳定下的制度设计构成了农村协商民主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在“制度—行为”分析视角下,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变迁过程是由诸多制度创新点连接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制度的模仿与扩散,变迁所带来的结果则是全面的顶层制度安排。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双减”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突破

“双减”政策内蕴的教育理想有赖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然而,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审视,政策实施主体在执行“双减”政策的过程中仍面临三大困境,主要表现为崇尚工具效率强化“路径依赖”现象、以“自利”为导向造成“敷衍规避”现象、专注行政“责任”导致“消极变通”现象。要突破“双减”政策执行困境,必须采取如下措施:强化政策的价值引领,优化执行环境;回应多元化利益诉求,落实公共责任;完善政策的制度供给,推进政策实施。

理性选择视域下的乡村振兴困境与对策——针对重庆市武隆区堰塘村文旅发展的个案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对“三农”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而理性选择是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耦合关联的过程。文章通过对重庆市武隆区堰塘村的田野调查,从经济理性、生活理性、文化理性、生态理性和社会理性5个维度对其发展成效与困境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堰塘村发展需要在经济、组织、人才、文化等方面通过统筹产业升级发展、聚用留育专业人才、激发农民主体意识、提升文化供给效能方面加以提升改进。

政府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X市社会组织的扎根理论分析

在我国社会不断变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不断兴起,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学中“嵌入”理论的传入,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目标嵌入作为政府“看不见的手”成为当今研究的议题之一。为研究社会组织在政府目标嵌入下理性选择与感性认知因素的影响,通过对X市三家社会组织的16名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求政府目标嵌入下影响社会组织感性认知的正向调节因素及负向限制因素、理性选择中的正向驱动因素及负向阻碍因素,试图构建目标嵌入下社会组织感性认知与理性选择的影响因素解释框架,为地方政社关系发展及社会组织成长提供借鉴。

松弛而为或无奈选择:理性选择视域下青年“慢就业”决策逻辑探析

近年来,“慢就业”“缓就业”成为教育和就业领域的热点话题。根据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青年群体的“慢就业”决策既受到松弛而为主动选择的推动,也受到无奈而为现实因素的制约。“慢就业”的产生既是青年权衡就业环境的现实选择,也是规避就业压力的保守选择;既是展望发展路径的长远选择,也是寻找自我认同的审慎选择。面对复杂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压力,青年自身应当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实力,积极参与就业实践;国家、社会、高校等主体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通过完善国家就业政策、增强社会就业引导、落实高校就业指导和帮扶工作等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举措,引导青年群体顺利参与就业市场的实践之中。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基础共识和理论范式述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兴盛于20世纪70-80年代,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呈鼎足之势,共同构成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谱系的支柱。它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经历了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和行为主义运动的洗礼,受博弈论等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影响,坚持将个体视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单位,将制度视作一种可供选择的人为设计方案和最优对策。在长期遭遇诸多批评和挑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逐渐形成与其他制度主义范式的融合趋势,呈现为一种具有成长态势的理论和相对开放的研究范式。但就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力而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需要回答制度本身是什么等根本问题,才能进一步彰显制度及其理论的价值。

腐败官员主动投案的行为机理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

党的二十大以来,主动投案已经成为助力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的现象级事件。执政党高压反腐的制度震慑和纪检监察机关贯彻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程度上引导了腐败官员作出主动投案的理性选择。但仍有部分腐败官员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自负心理和“幸存者偏差”心理未主动投案。基于此,要加大“不敢腐”的心理震慑作用,扎紧“不能腐”的反腐制度牢笼,深入开展“不想腐”的思想教育工作,推动主动投案行为的持续发生,有助于以彻底自我革命精神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大食物观视域下小农户参与农村土地治理的制度设计——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大食物观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维护粮食安全提出的重要战略理念,探讨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路径是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基点。大食物观讲求的大农业观、大资源观与大产业观,对农村土地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强调小农户要围绕土地生产、开发和经营三个层次来实施。同时,以小农户为主体进行土地治理,要从多样化土地生产、全域化土地开发和完整化土地经营来激励小农户提升参与土地治理的动机。因此,通过构建多元产品开发制度、完善土地经营制度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回应小农户的现实需求,促进小农户充分参与农村土地治理。

理性选择理论下重新犯罪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将犯罪行为看作个体在考虑成本和收益后做出的理性选择,对行为人做出重新犯罪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重新犯罪者与未重犯者在犯罪发生年龄、违法处罚经历、犯罪动机、是否认罪认罚上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有鉴于此,应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重新犯罪法》、完善重新犯罪群体量刑规则、提高刑罚惩罚的有效性等方面完善对重新犯罪的预防,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的风险。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研究——以日常活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摆脱了传统的接触型犯罪模式,更加具有隐蔽性。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态势提醒要加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治。以“日常活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原因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提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对策。

借口“无效社交”而断亲,是没有道德格局的非理性选择

苏在诗作《题西林壁》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绝句。甲辰龙年的春节已经结束,关于春节的阖家欢乐祝福,又有几人识得其真面目?从三亚返程的机票近万元,不难知道,对于部分人来说,现在的春节变成了旅游节。旅游景区越热闹,出行者和家乡亲人的关系越是淡薄,血缘语境中的“阖家欢乐”,遂被异化成旅游语境中的“自我之乐”。

个体理性选择的认知偏差与效用期望调整

经济学各大流派有关理性选择理论的许多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认知”的不同解释。现代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认知过程,质疑新古典经济学把认知作为外生变量的学术处理,认为认知偏差会导致个体实际选择背离期望效用理论的经典教义。认知偏差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有着宽泛的内容,它向前关联于选择偏好,向后关联于效用期望。从现实而不是从纯学理来看,认知偏差与效用期望的关联,要比认知偏差与选择偏好的关联更加重要。我们完善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任务之一,是要在深入揭示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对个体认知偏差如何影响或决定个体效用期望调整进行研究,对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解析。本文对个体理性选择的认知偏差和效用期望调整的分析,试图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弥补理性选择理论的某些缺失。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民办高校教师流动行为逻辑与管理策略研究

民办高校教师队伍流动管理存在组织困境,在流动方向上,存在量的流动与质的流动各相悖异的态势;在流动环境上,民办高校教师具有体制外的身份特征;在管理倾向上,规制与自由的对立较为突出。依据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民办高校教师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在组织制度与学科专业共同体规范的双重约束下,基于自身各类资本的掌控程度,作出理性的行动选择。为防止人才市场无形调节导致的流动失衡,需要政府的有形调控来维持总体的流动平衡;需要学校遵循市场规律,以规制保障自由,以稳定促进发展,以学术自由抵消市场化冲击。教师需要增加对民办高校的职业自信,加强职业规划,提升自身职业竞争力。

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理性选择与社会分化

本文基于对“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讨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从优绩主义、风险社会、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教育决策理性行动的理论视角,解释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本文发现,大学生就业选择出现了四个方面的趋同化,即推迟就业而选择继续升学、体制内就业意愿不断高涨、“逃离北上广深”倾向不断发展以及慢就业接纳度越来越高,这些反映出大学生面对激化的劳动力市场竞争,采取持续和延续人力资本投资的对应策略以及规避市场风险和追求安全感的心态特征。与此同时,大学生个体理性选择的具体就业决策行动又深受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制约。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体制资本和城市化资本对大学生就业选择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显示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社会分化特征。本文的研究发现说明,当前大学生就业选择深受同构因素和分化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选择的趋同与分化并存。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新高考科目选择的制度分析

新高考制度下的科目选择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选科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高中学校和学生是4个主要行动者。利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基于行动者在制度过程中所处的身份或地位,分析行动者的价值倾向与偏好、信息、控制力、成本与效益、可选择行为等行动情景因素,分析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选科制度下各行动者为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了理性行动,而个体理性行为的集合有可能产生非理性结果,非理性结果则促使选科制度的调整与改进。从效率性、公平性、问责制和适应性方面对新高考选科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建立协同治理平台等建议,以为完善新高考选科制度提供参考。

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及本土运用

理性选择理论跨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三大社会科学领域,为人们解释决策过程提供了清晰有效的表达工具。基于探寻犯罪原因、寻求治理对策的需要,犯罪学同样也关注人类的决策行为。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对犯罪的收益和损失进行权衡之后作出理性选择的结果。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引介到我国之后,学者们将其与犯罪学基础理论进行整合,并且有意识地用于对具体类罪的分析。无论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实践需要的角度,都应当提升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实用价值,更好地为犯罪防控提供理论指引和现实贡献。

腐败案件中对抗调查行为研究——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腐败官员出于逃避纪律、法律惩罚的目的,会实施掩盖违纪违法事实的对抗调查行为。通过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处分通报进行汇总统计发现,落马官员中存在对抗调查行为的比例较高,并且呈现出行为贯穿腐败全过程、心理和物质准备充足、规避信息化调查的意识较强、正面冲突较明显、家属参与程度深等特点。从犯罪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对抗调查行为反映了腐败官员对成本收益的综合考量、在面对收益和损失时“偏好”的改变以及对抗调查决策形成过程的有限理性。为此,可以通过借助“可得性启发”开展警示教育;正视“确定性效应”释放对腐败零容忍的信号;加强日常监督,建立起腐败与处分的必然联系,起到预防腐败以及由此衍生的对抗调查行为的作用。

从物欲追求到理性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选择

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自然意识的觉醒,更是人类理性的回归,是人类文明冲破物欲藩篱、以人类智慧呵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觉悟。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的生物本能驱使人类为自身利益攫取生态资源,自然选择也使得人类不具有为生态系统整体利益而放弃人类个体利益的可能,但这并非人的全部,人是有理性物种,人的主观意识使他超越了其他物种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生态文明是人类理性超越自身物质局限性,以生态系统整体的视角保护自然,从而最终保护人类自身的文明阶段。人类站在生态文明的思想高度,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对人类中心利益的超越,生态整体利益本质上仍然是以人类根本利益为目标的,这种人类根本利益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感性欲望基础上。农业文明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欲望,工业文明是为了满足人类享受的物质欲望,而生态文明是为了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的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存保障和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更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光辉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创造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