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理想法治的基本原则

理想法治是法学家的永恒追求 ,它以其超越现实的批判精神反照现实 ,为人们评判现实的法治提供参照和坐标。从理想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理想法治的方法论原则两大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近代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法律转型,都离不开法律精英的发起和推动。传统中国社会,法律精英们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论证专制权力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自身也因此变成专制权力的附着物,成为“人治”社会的牺牲品。近代法律精英的产生及其法治理想的形成是在清末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之后,法律精英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着手在中华本土绘制法治蓝图,追求法治理想:尝试制定良法,构建近代法律体系; 创制根本大法,追求宪政精神;收回治外法权,捍卫司法主权;争取司法独立,倡导司法公正;强调依法而治, 注重保障人权。由于受现实政治、社会及自身条件的制约,法律精英的法治理想注定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 实际效应并不明显,政权更迭之际,自身也面临复杂的人生抉择。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律精英大多退到历史的后台,没有机会展示法治理想和抱负。直到数十年后,随着新一代法律精英的诞生,法律文化才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法律精英要实现个体人格的真正独立,恪守法律至上,胸怀法治理想,为整个法治社会贡献才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法治精神及其法治理想——法治理想:法治精神的基本内容与法治实践的精神动力

探讨法治精神的概念和要素,有利于明确法治精神深层意蕴。法治理想是法治精神的基本内容之ー,是推行法治实践的精神动力。

法治理想及其要求

法治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种重要政治价值。法治理想的要义是通过法律规范的途径来限制任意专断权力的运作。为达到这一目标,法律规范在形式上必须满足富勒提出的八项要求,并且必须确立法律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法律规范得到适当的运用。我们可以把这两方面称作法治理想形式与程序方面的要求。法治理想的要义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围绕法治的一些重要争论,如关于实质性法治观念的争论,关于立法性法律的争论等。

司法改革中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与法治理想——以法治的社会基础为视角

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立法层面得到了细化,体现了司法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但理论上对该制度仍存在着误读,其根源在于:一是没有将该制度放在我国法治的社会基础上进行考量,过分强调了民事审判制度的独立性;二是忽略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的纠纷解决价值;三是将法官的权威与司法权威画等号。为了实现法治理想,应当在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这个视角下来审视我国的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发展及完善。

核心价值观视阈下高职院校推进法治理想教育的逻辑成因与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大将法治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期高职院校法治教育面临的新常态。高职院校必须适应这种新变化,积极加以调整和变革,推动高职院校法治教育从以往的重法律知识传播向重法治理想塑造转变,以实现高校法治教育新的突破。

法学教育与法治理想之遐想

现代化法治对中国来说也许是“旧邦新命”,社会结构需要移位和变形的方面还很多,不同的历史境况、社会条件是我们的法学教育区别于现代欧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性条件。

康德法哲学的权利伦理视域与法治理想

康德围绕解决“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如何可能”这一法哲学问题,通过权利的普遍原则论证了权利的道德哲学基础、权利对于道德的优先性以及一个公民社会的私人权利原则是如何可能的;通过法治的理想社会原则论证了人的两重性、法治国原则以及一个永久和平的伦理的世界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康德法哲学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自然法思想、宪政理念和法治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中国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当代的依法治国

“法治”的理论,中国古代最早是由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者管仲提出的,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说明法对于人,就像度量衡对于物,是唯一的标准,并最早指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管子·七法》)的原则。其后,战国时的商鞅、韩非子等人对“法治”思想进行了发展和实践,使得“法治”理论,也即是古代的“依法治国”理论逐步系统化。商鞅就明确提出:“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对任何人都“不为损刑”,“不为亏法”(《商君书·赏刑》)。

阴阳、五行视域下董仲舒法治理想探微

董仲舒的法治理想是在其阴阳、五行学说框架下实现的。董仲舒将其德主刑辅理想置于以阴阳为视域的时、空框架下,在此框架下为其德主刑辅理论寻找依据。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理论不仅仅存在于阴阳的时空框架下,且落实于现实生活中。董仲舒以五行学说为视域,论述其狱政管理理想和官吏互相制约的法治理想。董仲舒的狱政管理理想与五行视域下的时间框架相结合,体现了狱政管理与季节变化相结合的基本需求。董仲舒认为官吏的执法权力需要受到制约,特别是官吏的违法行为应当受到惩罚。董仲舒官吏执法过程中互相监督的理想也是以五行学说为框架加以实现的,反映了其以五行学说为视域的权力制衡思想。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理想以及法律适用理想是在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时空视域下实现的。反映了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与其法治理想相结合的努力。

寄簃高致——浅议沈家本的法治改革思想与理想

主要分析了沈家本"贯通中西"的法治改革道路的合理性、先进性,逐步推导、探究其法治观的高尚性,充分肯定了其法治思想和法治理想,反驳了认为沈家本思想是一种没有超越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观点。

试论中国实现法治国理想的现实因素和基本途径

本文通过对中国“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土壤剖析 ,指出了中国实现法治国理想的有利因素和必须突破的某些观念上和制度上的障碍 ,阐述了中国实现法治国理想的基本途径。

法治理想的现实思考

法治建设已经是中国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十分确定的方向 ,但是由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原因 ,法治理想并不是中国社会内生之物 ,更多的是依靠外在教育和政府推进。理想主义对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如果不能培养出具有自己民族精神的法治理想 ,终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浅析卢梭法治理想国理论的逻辑结构

正如柏拉图通过充满辩证意味的煌煌巨著《理想国》来构建其人治理想国一样,卢梭则以同样的方式在《社会契约论》中挥毫泼墨于其法治理想国蓝图的描绘。卢梭法治理想国是通过由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由社会状态到政治状态、由政治状态到法治状态等四种状态的一系列过渡并在不同的阶段确立自由原则、平等原则、人民主权原则和法律至上原则建立起来的。

中国当下的法治理想主义及其走向

中国当下的法治理想主义主要表现为情感上对法治的极致性追求、法治标准设定的先在性、法治实现路径上的便捷性和对立法的过度依赖。中国当下法治理想主义的合理性表现在内涵的想象力、所设定的法治标准和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观照有其合理性。中国当下法治理想主义的偏颇表现在缺乏中国维度、时空维度和人的维度。在中国当下法治理想主义的走向方面,应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法治理想化中的定力作用,深度理解和阐释西方法治,强化与现实中国的结合度,正确面对中国传统。思考中国当下的法治理想主义,对认识中国法治建设的复杂性有一定的启示。

法治理想、社会现实与司法权威

法治社会理想状态下，法院应当有极高的司法权威，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治理想中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司法权威缘于公信力，要从公正和高效两个方面来加强我国法院的司法权威建设，从而使人民法院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提高法院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能力。

司马迁的法治理想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碰撞

实现"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治,也是司马迁的法治理想。司马迁用他实录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这种理想的特定历史条件是"兼听"的明君和"守法不失大理"的执法者;君权至高无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不能容忍"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治;即或出现所理想的法治局面也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已。

青海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事迹选登(三) 心怀法治理想 播撒为民情怀——记青海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张玉德

张玉德,男,198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现任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参加工作十六年来,张玉德同志坚守为民初心,勇担职责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新时代政法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本色,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满意。2012年2月被青海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评为“2011年度全省信访工作先进个人”。2015年以来连续六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公务员。2021年起任青海省委政法委机关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

胸怀法治理想 践行法治思想——市人大法治人才培训基地第一期部分学员谈体会和感悟

严睿(挂职市人大财经委处长):有幸参加市人大法治人才培训基地一期班,亲身体会到其“三高”的鲜明特色:一是高度重视,人大领导重点指导,华政全力配套保障,老师学员尽心尽力。二是高度浓缩,时间安排紧凑连贯,内容选择量大质优,形式设计灵活丰富。三是高度启发,理论思维打开了新天地,实务讲解开拓了新视野,多向交流激活了新思路。结业之际,总结收获,展望未来,百感千言化为藏头小诗一首,借以明志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