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式的理想言语情境

为应对现代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认为人们通过在理想言语情境中的自由、平等的沟通,可以达到统一和谐的生存状态。详细阐释了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这一概念,并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理想言语情境在现实中的不可行性,但是虽然如此,这一概念的理想意义和指导作用却不可忽略。

哈贝马斯理想的言语情境理论:阐释与批判

理想的言语情境是哈贝马斯确保交往行为者之间能够达成理性共识的基本装置,在哈贝马斯早期语言哲学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理想的言语情境产生的缘由在于破解理性共识论证过程中的无限循环链条,进而引出有关理想的言语情境基本内容的阐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为交往行为排除来自现实世界的外在阻碍;二是为交往行为排除来自交往结构自身的内在强制。界定它的性质的立足点在于它的三个显著特点:介于先验性和经验性之间,介于调节性和构成性之间,介于形式性和内容性之间。对理想的言语情境的批判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对必要性的批判,对可能性的批判,对明晰性的批判。

引入商谈模式解决群体性事件——香港拆迁紫田村事件和平解决的启示

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敲响了社会危机的警钟,如何处理这类事件,成为新世纪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成为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相对于其他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模式,商谈模式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性:一方面,它避免了其他模式的弊端——强力压制的非自愿性、一味妥协的无原则性、消极回避的短视性以及恩威并施的功利性;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由于商谈贯穿于群体性事件解决的全过程,从根本上保证了问题解决的自愿性和彻底性,也就确保了这种解决模式的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思想及其对罗尔斯的超越

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与罗尔斯的程序正义有着不同的建构逻辑,是在其商谈伦理学的框架下进行论证的。哈贝马斯描绘了"理想的言语情境",并以之置换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为程序正义构筑了理想的背景条件;哈贝马斯认为,对正义而言更重要的不是逻辑上的"证明",而是实践中的"应用",这种程序正义是在"理性对话"而非"道德推理"的过程中展开的;哈贝马斯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即将"我想要"转变为"我们意欲",从而实现某种"持续的同意"。这种通过商谈达成的"共识",是对罗尔斯"重叠共识"的超越,这是程序正义的结果。

哈贝马斯的“形式语用学”探析

在理论策略层面,形式语用学可谓哈贝马斯思想中的“元理论”。形式语用学以意义理论为理论背景,主张在使用活动中考察语言,对言语活动进行形式规范分析。所谓规范分析,在方法论上要求两个层次的合理重构,在形式规定上体现为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在价值预设上是“准先验”的理想言语情景。而正是这一“准先验”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形式语用学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