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予以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作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重基础之上的。从价值观变革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可抹杀;从现实生活看,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

船山于朱熹李贽“理欲之辩”之辨正及其价值摭论

朱熹与李贽的理欲之争,可规约为内外之辨:朱熹以士大夫的视域,以理制欲,涵养身心,向内复礼去欲;李贽以百姓的立场,否认"理"的神圣性,批判了朱熹的道德严格主义,向外逐欲。船山在延续了朱熹存理去欲的传统,对李贽的理欲观有些许承继的基础上,以内外交养之道,自内及外辨正朱熹理欲对垒,亦由外而内辨正李贽理欲混同,集朱熹、李贽理欲观之大成。时至今日,船山之理欲观,于个体修身与社会治理,依旧有其时效性与生命力。

“理欲之辩”的近代价值嬗变——以康有为“理欲观”为中心的考察

康有为提出"天欲人理"说对宋儒"天理人欲"说给予反驳,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传统"理欲之辩"做出新的诠释表征了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康有为对欲望的肯定是建立在价值观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双层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从价值观变革来看,针对宋明儒学过度压制人的感性欲望,康有为高度肯定了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其近代启蒙意义不能抹杀;另一方面,从现实生活来说,近代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物质进步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康有为对欲望的无限追求有其局限性,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会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导致彼此间的紧张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紧张并非靠康氏的"仁"之德性所能解决。

黄宗羲对宋儒理欲之辩的革新

厘清道德伦理与物质生活的关系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经典命题,这一命题几乎囊括了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的一切领域。宋儒的"明理灭欲"使得中国社会急遽向道德型偏转,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上陷入道德困境。黄宗羲承认和肯定人性自私的自然属性,成为其理欲之辩的逻辑起点。为了实现和维护全社会的私利、私欲,黄宗羲提出了"无欲而后纯乎天理"的施政理念和政治愿景。黄宗羲的思想反映了明清之际社会的深刻变化,后世的研究者,出于功用的目的去发掘、发挥黄宗羲思想的近代性,不免持论过高。

哲学伦理视角下的宋代义利之辩

义利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宋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使得义利问题更加凸显和复杂。宋代义利之辩主要聚焦于情欲问题、理欲问题和公私问题等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新辩护论证儒家"义以为上"的主导价值导向和在与功利思潮的论争中将理论进一步深化是此阶段义利之辩的典型特征。

宋明理学理欲论与精神分析人格结构理论的比较

宋明理学中的理欲论与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源自完全迥异的思想体系,却存在着某种契合。将理欲论中的"天理""人欲"思想与"超我""自我"等精神分析中人格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宋明理学中的心理学思想,新角度解析东西方文化、哲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阳明“理欲”关系窥探——基于对《拔本塞源论》的考察

《拔本塞源论》作为王阳明晚年的重要著述之一,其包含了“万物一体”“圣人之学”“理欲之辩”等重要思想。而其中对理欲关系的阐释更是切中与精练,这不仅体现在他把理欲关系与其他思想结合在一起论述,从而更加通透地阐释了这一学说,既区别于程朱理学所言之理欲的内涵,又从心学的层面对其进行新的赋义;而且更可以从中窥见理欲关系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即理欲关系作为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贯穿于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之中,并统摄这些思想。继而由对“理欲”关系的立与破,一方面阐发其心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导归圣人之境,以承继儒家道统。

理学的“穷理尽性”与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对汤显祖“以情格理”的再理解

"理欲之辩"是晚明思想论坛上的主题。建国以来,学界曾经普遍认为,汤显祖主张"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而尊情抑理。这种观点不无片面拔高之嫌。无论是由晚明的文化背景出发,还是从《游园惊梦》的艺术逻辑来看,乃至就中国理学思想的历史沿革而言,《牡丹亭》中汤显祖的主旨都应该是"化情归性"而非"尊情抑理"。

朱熹与戴震民本思想之异同

12世纪的朱熹和18世纪的戴震,是中华儒学历史长河中的两位大儒,都有丰富而突出的民本思想和表现。由于其所处地位不同,所处时代不同,民本的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探析这种不同,可以加深人们对其历史地位的理解。

王船山对程朱忠恕论的反思与发展

船山对于忠恕的观点总体上沿袭程朱的思想,但是体现出船山忠恕论的鲜明特色。第一,船山分别出"尽己之己"与"推己之己"存在的差别。以尽己之己为性理,以推己之己为情欲,从而由性理人欲之辩来区别圣人之忠恕与学者之忠恕,比程朱的见解深入一步。第二,船山弱化程朱"忠体恕用"的观点,而强调忠恕在事上统一性和两者之间的相互规定作用。第三,船山对程朱后学"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的命题进行了反思和批评。船山认为程朱对于忠恕的解释有过于理论化因而不切于实用之处,因此特别落实在具体行事时人之现实情欲的发用来诠释忠恕,体现了船山学重视"致用"的一贯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