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黄宗羲的理气合一论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黄宗羲主张理气合一于气的气本论。在黄宗羲看来,气与道为体,兼有形上形下,既是天地间的唯一实体,也是世界万物的本体。以"实体即本体"为原则,黄宗羲不但改变了程、朱理气论的基本结构,而且也改变了程、朱理气合一的基本方式:理只是气的虚灵之性,不具有实体的意义,因而也不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因此,理不离气,气必有理,理气是一物两名的关系;作为世界万物本体的气,是理气合一的中和之气,而中和之气作为理气合一的至极体段,主宰着气的流行,因此,气自为主宰,使气的实然状态与其应然之性逐步统一。通过对朱熹理在气先、理承气动等观点的批评与调整,黄宗羲实现了理气的合一。

汇聚“理气合一”修身观念的中国戏曲身体表演及其“交感”传播方式——兼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当代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是建立在"四功五法"基础上的身体表演艺术,通过演员体内身体气息的运行展开,意在与观众的气息节律产生共振。这种表现与接受方式,折射出中国独特的身体观与宇宙观。文章以"修身"作为探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切入点,通过梳理中国传统戏曲表演方式、传播过程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戏曲是儒家"理气合一"观念导引下的独特身体修炼方式,其表演过程是以"气"为核心的程式化身体表演,其接受过程是与观众气息"交感"的互动过程。基于这种对中国传统戏曲内涵的阐释,文章对中国传统戏曲在当代的传播策略提出新的建议。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诚学”、“性学”与“气学”

冯友兰先生认为宋明儒学有程朱理学一派,陆王心学一派,还有从张载到王船山的"气学"一派。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在理学和心学之外有从胡宏到刘宗周的"性学"一派。实际上,气学一派与性学一派可合并为一,他们都从周敦颐以诚论道、以诚论性开其端绪,其特点是理气合一、性气合一的天人合一观念;他们都以"诚"作为其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最高范畴,由此,可以称其为宋明儒学的"诚"学一系。

儒家思想对当代工笔花鸟画色彩的影响

中国是礼仪之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中国色彩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当代工笔花鸟画家以色彩为突破点,结合新构图、新题材、新技法等不断探索,以期使独具中国风格的工笔花鸟画得到良性发展。文章分析儒家思想对当代工笔花鸟画色彩的利弊影响,以期推动当代工笔花鸟画的色彩创新。

朱子学在江户时代的一种“日本化”模式——以安东省庵为例

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儒学作为相对于"虚学"佛教的"实学"逐渐获得独立的发展,尤其在朱舜水实学思想和罗钦顺"理气为一物"论的影响下,朱子学者安东省庵和他的同门贝原益轩等人把朱子学的"理"从先验的理转化为经验的理,主张"理气合一论",其后学新井白石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的格物穷理精神,重视实用性、实践性和经验性。他们在近世日本传播和普及朱子学的过程中,推动了朱子学从形而上学的道德主义向经验合理主义的转变,为实证科学和经验科学在日本社会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

同中有异:陈淳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发明

陈淳师事朱子二十余载,但并非一味墨守师说,而是有着自己深沉的思考和独到的发明。在理气关系上,朱子晚年主张"理在气先",陈淳则强调"理不外乎气"、理气合一;在天理与四德、五常关系上,朱子提出"仁包四德",陈淳则别出心裁地论证"五常一体"、五常互包。值得注意的是,在证明仁是"天理自然流行"的基础上,朱子和陈淳又异口同声论证仁属于人的"自然权利"。仁是天理"自然本有之理",内在先验自足。自然权利属于自由思想范畴,由此可以发掘与梳理宋明理学内在的自由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