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于人类动机的道德理由——一个理由内在主义的变种

理由内在主义与理由外在主义的分歧集中在理由与动机的关联问题上。内在主义过分强调理由与行动者心理状态的直接联系,从而在对心理状态的确定以及道德规范的独立性问题上遭到了外在主义的攻讦。而外在主义强调理由可以独立于人的心理状态,因而难以说明理由何以激发行动。黄百锐用“习性”取代休谟所说的激情,认为这才是促发行动的力量所在,从而提出了人的个体动机和人类动机的区别。他认为理由相对于人的个体动机而言可以是外在的,但相对于那种人类动机而言必然是内在的。这种人类动机是由人的生物习性决定的,而所有外在于个体的规范性并不能超出人的自然本性。所以人类动机可以在避免一种可疑的相对性基础上,为规范性理由促发行为提供一个动机基础。

理由内在主义的休谟主义进路

休谟的欲望信念模型提出了一种对人类行动心理的经典理解。在其基础上,威廉斯提出了一种休谟主义的行动理由内在主义。威廉斯的内在主义反对行动理由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分离,坚持行动理由必须经由行动者从主观动机集合出发的合理慎思而得到。科斯佳、内格尔、麦克道威尔等人则认为,休谟主义的内在主义可能无法满足内在主义要求,并且存在着行动理由规范性不足的问题。威廉斯对休谟的工作有所发展,但其内在主义可能仍存在不足。从休谟主义的立场出发,可以对科斯佳和内格尔为主的批评者进行回应。在威廉斯的基础上发展休谟主义的内在主义,提出五条实践慎思的规范性原则,有助于更好地解决休谟主义的规范性问题。

内在理由和理由唯我论——对威廉斯理由内在主义的批评

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是一种理由内在主义,他认为一切理由都是内在理由,而欲望是行动理由的唯一根据。威廉斯得到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动机内在主义,即认为当行动者相信其有理由做某事的时候,他必然也有一个相应的行动动机;而具体的论证策略则是将规范的理由还原为解释的理由。威廉斯的论证策略或许可以解释人们的行动机制,但却会取消理由的规范性维度,甚至会取消规范性本身。因为理由内在主义是一种理由唯我论,无法保证理由之规范性的普遍性要求。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回应科斯嘉对威廉斯式内在理由的挑战

在理由内在主义的共识下,科斯嘉围绕实践理性的动机与规范性提出两个核心论点,向威廉斯式内在理由发起挑战。其挑战基于“实践理性有指导目的的实质规范性”而欲证明:威廉斯因为将实践理性理解为泛工具理性,所以他才怀疑其能独立提供动机,而科斯嘉认为这会导致实践理性无任何规范性。从威廉斯的思想中寻找资源,可反驳科斯嘉的核心论点:怀疑实践理性自身的动机效力,是因为动机能为行动提供真实的心理学解释而理性不能;而实践理性的泛工具规范性是指“在我的主观目的”匹配“在世界的客观状况”,其成立无需承认理性蕴含道德、审慎等指导目的的规范性。二人的分歧可从“如何认识实践理性”引申出“如何理解实践所需的规范性”。宏观地,立足于威廉斯对现代道德的批判能够更深入地回应科斯嘉。威廉斯主张,实践领域真正需要的价值规范不是来自普遍、自律的实践理性原则,而是源于个体的真实品格、特定的人生计划、社会的影响、与他人的互动;实践理由应能打动行动者,在伦理生活中发挥实效。

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