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原因、机理与控制

司法的社会回应力之核心,在于确定司法正义输向社会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确定又与司法自身的回应能力以及回应力度的理性判断密切相关。在中国司法与中国社会处于同时但不同步的"双转型"状态下,如果司法欲求与社会的融洽就不得不考量自身对于社会的回应能力与回应力度。总体而言,司法回应社会的运作机理一方面体现在司法要对社会因变迁、转型而出现的新技术、新事物、新诉求有所回应;另一方面指向司法要对社会公众关于某种确定价值、权利追求或者不确定价值、权利议论给予法律确认、案例固化或者作出价值与制度的引领与规训。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体现在它本身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通过司法场域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在中国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语境下,中国司法的社会回应力并非是无限度的,仍然面临着回应能力不足以及回应社会之力需要得到控制的共时性双重压力,所以,在逐步提高中国司法回应社会能力的同时,又必须受到司法的公共理性与司法场域的适度社会开放、回应型判决理由与判决的可接受性以及司法有限主义与复合型司法构造下的三重机制的控制。

康德自由概念对新兼容主义的启发

关于自由和决定论的经典兼容主义存在着严重困难,有些基于欲望或者意志的行为在经典兼容主义看来是自由的,但它们实际上并不应该被看作是自由的。新兼容主义试图克服经典兼容主义的困难,它包括两个主要理论:啮合理论与理由—回应理论。啮合理论试图通过区分两个层次的欲望来解决经典兼容主义的困难。但其理论中的第二层“欲望”其实是理性。由此,出现了理由—回应理论。回应理由理论的缺陷在于未能澄清行为者的理性理由是如何形成的。康德关于自由的论述可以为理由—回应理论提供关于行为之理性理由的解说。

来源的不相容论与道德责任

就道德责任的归属而论,有两种典型的情形似乎表明道德责任有一个历史的维度。一些意志自由论者由此认为这为不相容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论证,并进一步强调道德责任要求一种完全摆脱了因果决定的自由。通过批判性地考察约翰·费希尔对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所产生的机制的论述,本文试图表明这两种情形所暗示的"历史维度"实际上可以从相容论的观点得到阐明。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任何"反因果"的自由来说明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的真正可能性。

论道德责任的“历史性”

道德责任通常被认为有一个“历史的”方面。一些理论家就此论证说,如果道德责任确实有一个历史的方面,那么在决定论的条件下我们就不可能有道德责任,因为道德责任的历史性意味着我们从根本上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约翰·费希尔的一系列论著中,他一方面承认和强调道德责任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发展和捍卫一种相容论的道德责任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阐明费希尔对道德责任的理解,表明他的理论要么根本上仍然是哈里·法兰克福所提出的那种理论,要么仍然无法回答某些不相容论者所提出的挑战。

麦克道尔两种逻辑空间学说述评

理由的逻辑空间与自然科学的理解的逻辑空间之间的区分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麦克道尔哲学理论的基石。按照麦克道尔的理解,理由的逻辑空间的结构是自成一类的或自律的,不可还原为自然科学的理解的逻辑空间的结构。承认这种自律性并不必然意味着要采取一种超自然主义的立场——无节制的柏拉图主义,而完全可以同时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宽松的柏拉图主义或自然化的柏拉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