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解历史性论诗歌翻译

根据哲学解释学理解历史性原则,理解者历史性、译者理解"偏见"和理解对象历史性直接影响着诗歌翻译中的译诗选材、译者创译和译文文风。诗歌翻译必须主客观因素相结合,尽力为源文本在新语境下找到适当的历史定位达到原视界与新视界的融合。

从理解的历史性看翻译无定本

从19世纪末中国的文学翻译伊始,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层出不穷。对于文学名著是否该重译,众说纷纭,言人人殊,其论争的焦点实为名著重译有无定本。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著名原则——理解的历史性,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译本正是理解的历史性所造就的产物。由于历史赋予了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视界"和创造力,一个译本的出现正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诉求,是时代创造的一个新视界。因而文学名著翻译中唯一的定本并不存在。

“理解的历史性”与相对主义——论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对相对主义的超越

贝蒂与赫施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认为伽达默尔因强调理解的历史性而陷入了相对主义困境。伽达默尔则立足于生存论存在论的解释学模式,描述了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理解现象得以可能的条件。解释学意义上的"事情本身"制约着理解与解释的限度,使"不同的理解"不等于任意的理解;解释学真理超出了科学方法论的控制范围,使解释者在视域融合中,倾听文本所传达的内容和真理。正是这两方面确保了伽达默尔"历史性的解释学"非但没有陷入相对主义,而且一直走在克服乃至超越相对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路上。

从现象学维度观照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历史性理解

现象学方法是当下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面向事情本身"可以在"自身所与"的情况下客观再现马克思文化思想,"境缘性的理解"旨在将马克思文化思想置于其由以生发的周遭世域中做历史性的理解。"视域融合"可以在马克思原初视域与理解者的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不断发展。因而,以现象学的方法观照马克思文化思想的历史性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

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现象学观照

现象学方法是20世纪以来盛行世界的学术研究三大方法之一,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理解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其中,“朝向事情本身”表达着悬搁各种先入之见、“按照事情本来面目”表示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求真”的客观态度;“境缘性的理解”要求把马克思学说还原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把马克思学说视为人类思想史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图景,从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本真精神与历史性本质;通过“视域融合”,马克思学说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仅使其呈现出发展的历史性本质,而且能够对其进行时代阐释。从现象学维度观照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理解,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在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上延伸出现实意义的可靠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仅以某个或数个西方现象学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为理论前提,我们无法得到具有强大信服力的结论。唯有整合已知所有现象学大师的思想结晶,辩证地吸收其合理内核,大胆地超越其“提供思想资源”的价值界定,才能生成对马克思学说的别创一格的全新的解读模式,进而推进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研究视域创新。

翻译中的“历史性理解”及“解释的有效性”

正确的表达建立在正确的理解之上,正确地理解原作是确保译文正确的前提,然而由于时间的流逝,使当前读者脱离了原作产生的历史语景,造成其对原作的隔膜。译者作为读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就是翻译中的"历史性理解"问题。文章通过几个典型的例子,参考接受美学和解释学的相关理论,探讨了翻译中的"历史性理解"问题,并提出了贯彻历史性理解的方略,保证译者解释的有效性的若干原则。

正确认识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

伽达默尔把解释学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对解释学进行了本体论的转向。他揭示了“理解的历史性”, 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效果历史”的思想,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伽达默尔“理解的历史性”的有关理论进行正确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解的历史性角度看《简·爱》两译本的译者风格

文章从阐释学理论中理解的历史性角度对《简·爱》的李霁野译文和黄源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从词、句、段三方面比较两译者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受理解的历史性影响,李和黄的翻译思想也不尽相同。李译多直译,提倡欧化语言;黄译多意译,译文文学性浓,更贴近现代汉语语言特点。

伽达默尔“理解的历史性”理论探究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完成了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至此,理解不再是对文本的外在解释,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揭示。在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中,理解的"历史性"是一项基本的内容。它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出发,把理解的文本推向了和人相关的整个世界和历史。理解的任务是要在"现有""既往"和"将来"的视域融合的基础上,解释和创造出生活的世界和历史的意义。

人的历史性:小学“道德与法治”课中历史主题教学的生存论视角

如何从德育视角解读德育教材中历史主题的教学内容?如何才能使之不落入历史知识传授而成为"教人做人"的德育教学?在历史知识之上,"道德与法治"课中历史主题教学的德育落点究竟应该怎样实现?这些问题是深化当下"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难点。以生存论哲学的历史观为出发点,提出将历史理解为人的意义世界的演历过程,聚焦人的历史性。在这一思路下,重新理解《道德与法治》教材中历史主题教学内容的分布,并剖析实现人的历史性教学转变的三个关键点:身份认同、历史性理解和走向未来可能的历史教学。

论翻译中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多元化

哲学阐释学中关于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与逻辑上的契机。翻译是理解与表达的双向过程,译者首先是作为原文本的读者,先有译者自身对原文本的理解、阐释,才有译本的诞生。本文从理解的历史性,原作者与理解者视域融合的必要性,以及理解者对文本空白填空的合法性等三方面,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予以理论展开,分析不同译者对同一原著的不同理解,论证阐释多元化的合理性。

从实践诠释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

理解马克思哲学首先要克服诠释过程中的困境,正视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又要善于从"实践诠释学"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哲学把实践作为对事物、现实、历史诠释的起点,其解释理论实质就是"实践诠释学"。通过"实践诠释学"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有助于达到对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把握"。

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历史主义原则

马克思综合了以往历史主义思想的积极成果,尤其是对黑格尔充满辩证精神的历史主义原则进行了批判改造,实现了历史主义原则的创新,从而使历史主义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史上,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存在种种历史性的误读。这些误读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摆脱作为前见的种种历史性误读的束缚,从而达到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之科学理解是当下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理解的历史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简·爱》两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理解的历史性"原则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不同历史时期译者的理解,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理解,译作带有时代的烙印。这在《简.爱》两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说明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从而为文学作品重译、复译奠定了基础。

译者对源文本跨文化理解的历史性

在译者与源文本之间总是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距离,以及时间差距即历史距离。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观点认为,理解是解释者历史性和主观性结合的再创造活动,也就是说理解具有历史性。从文本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展开研究,可以引导译者进入跨文化理解的新视界。

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现象学观照

胡海波、刘海静在《广西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撰文指出,现象学方法是20世纪以来盛行世界的学术研究三大方法之一,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理解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其中“朝向事情本身”表达着悬搁各种先人之见“按照事情本来面目”表示马克思学说历史性理解的“求真”的客观态度;“境缘性的理解”要求把马克思学说还原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把马克思学说视为人类思想史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图景,从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学说的本真精神与历史性本质;通过“视域融合”,马克思学说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不仅使其呈现出发展的历史性本质,而且能够对其进行时代阐释。

论阐释学观照下的一种主体性介入

文章以现代阐释学及其演变生成的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从分析理解的历史性和期待视野等核心概念入手,深入剖析阐释主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不容忽视。译学研究应该站在历史的和发展的高度,辨证地展开翻译研究和批评。

诠释学视域中的语块研究

本文在概述语块理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探索语块研究从客体转向主体的原因,详细分析伽达默尔诠释学"理解的历史性"、"效果历史"及"视域融合"对语块特性、界定及其机理产生过程的影响,考察这种研究视角对语块理论和实践模型建构的启示。我们认为,语块研究只有从哲学中吸取营养,进行主客体融合和跨学科理论建模,才可能取得关键性突破。

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也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这些在《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名著重译正是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证明。

阐释学哲学原则在翻译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性

"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这三大原则在翻译中的运用强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阐释学在给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实践论带来启迪的同时,其局限性也同样令人关注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