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档案编研学对理论档案学的新要求

80年代以后,随着档案工作服务方向的明确与工作重心的转移,档案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反映在档案学理论上,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已建立起来,各门分支学科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如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应用档案学的分支学科,在实践的基础上拓展为广义档案编研学。在这样一个层次丰富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有着可追寻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性可以归结为两个层次的“互动”关系。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范式下档案数据治理的逻辑框架和实践路向

数据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档案的数据价值潜力日渐受到重视,而异构冗余等数据问题也为档案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引入学科新视角,基于档案记忆观、档案多元论、档案第五维度等后现代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档案数据治理的逻辑框架和实践转向,从档案数据治理的目的、主体、客体和模式四个方面为其发展提供价值导向与理论参考。

谈谈加快档案学理论与教学的破旧立新

社会信息化已经进入质变阶段,档案信息化也逐渐进入质变阶段,档案学理论与教学自然也面临着质变的问题。传统档案学具有种种的先天不足,档案学自身应有的博大内涵没有在现实中得到有效显现,当今社会发展也迫切需要档案学给予积极回应和有效支持,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快档案学自身破旧立新的步伐。我们需要回应社会的需要和教学的需要,提升档案学的整体学术理性,重构档案学的理论与教学体系,特别是要重构档案管理学的理论与教学体系,重新思考档案学的学科定位,按照一级学科的方式建设档案学理论与教学体系,确立发展的宽域的新档案观和数据时代的档案思维新模式,以全新面貌迎接时代的挑战。

在反思中前行——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

1955年,历史学家乔伊·帕尔在《加拿大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对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进行反思,认为历史诠释并不始于历史学家着手写作之时,而是始于他们在档案馆阅览室打开档案盒的那一刻。近半个世纪后,加拿大档案学者、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特里·库克更进一步指出,主要的历史诠释行为在档案被装进档案盒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识变 应变 求变——对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思考

如何理解新时代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对“科技兴档”的价值和意义?如何构建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体系?这是实现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能力的重要前提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二十大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也明确要求“实施科技兴档工程”。

新文科视域下档案学基础理论课程思政建设:理念构想与实践探索

新文科建设是档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指引与机遇,课程思政是档案学专业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两者虽着眼于不同的层次,但在课程建设方面具有相通点。文章提出新文科视域下档案学基础理论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价值及应坚持的工作理念,并以中山大学档案学概论课程思政建设为例展开探讨,为档案学基础理论课程思政建设提出建议。

新文科背景下培养档案学专业本科人才的思路

随着新文科建设的不断深入,档案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培养既具备档案学理论知识,又拥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成为档案学教育的重要任务。新文科背景下档案学专业的发展趋势跨学科融合。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新文科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跨学科素养和实践能力。新文科背景下,档案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开始与计算机科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等多个学科进行深度融合。档案学专业的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档案管理知识,更需要掌握相关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管理知识。这种融合不仅提高了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还为档案学专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档案作为历史的见证和记录,与历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融合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档案学专业可以更深入地挖掘档案的价值和意义。而档案学专业与社会学的融合,有助于学生更全面理解档案背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现象;图书馆学和档案学都是对文献资源进行整理、保存和利用的学科,二者的融合可以更好地提升学生文献资源的整合能力和服务水平。

论档案学理论对数字管护研究的支柱性贡献

数字管护关注资源维护和价值增值,离不开档案知识及其工作流程的支撑,是具有全生命周期特征的保管策略。为厘清数字管护与档案工作的关联,论文从知识结构、教育交融、实践协同三个维度予以论证,发现档案管理和数字管护理论根植同源。在辨析数字管护学术史和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以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档案鉴定理论为例,探究三大基础理论在数字管护研究中的具体应用,进而论证档案学理论对数字管护研究的支柱性贡献。

建构特色理论体系,反思本土发展路向——评《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研究》系统论述了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形成背景、演进历程、内容体系、理论贡献与实践影响,将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置于当代中国语境之下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批判,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应对之策。根据对全书的阅览和归纳,重点评析其在对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产生背景考察、内容体系阐述、发展定位审视等方面的亮点。总体来看,是档案学界一部难得的学术佳作。

学术理性和时代特点相统一的档案学理论研究——《档案学概论(第二版)》荐读

档案是人类记录世界的文字凭证,是生产活动的参考依据,也是积累和传播知识的载体。自档案产生以来,就在客观、真实地记录着人类发展的历史,并通过妥善地保存保管,延续下来,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档案学概论(第二版)》兼具学术理性与时代特点,阐释档案学基础理论,融入前沿档案学知识,突出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建构形成档案学学科理论研究体系。在学习了解档案学理论知识,深入档案学研究的过程中,该书是可以辅助学习与研究的基础著作。通读全书,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作者认为,这些成就除了表现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更加拓展、与档案工作实践的结合更加紧密、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在有关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以外,还产生了一些具有独创性和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基础理论,建立了一支较强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队伍,形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关于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摘编)

中国档案学界从未停止过对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在建构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术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中国档案学特别重视对档案工作实践经验的抽象、概括与提炼,摒弃了近代中国档案学“就事论事”的研究方式。

后保管时代与档案学理论逻辑起点的认识和概念重建--后保管时代档案学基础理论适应性问题研究之二

本文认为,要认识后保管时代对档案学的影响,就要说明原有档案学逻辑起点存在着其逻辑极限,超出了这个极限,档案学理论就面临着体系上的重新构架;同时,理解后保管时代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应具有的共同概念基础,如文件的构成要素、多维的文件运动,系统论与工程管理思想,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体系等。当然,从目前看,档案学界对于这种挑战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已基本上从仓促应战过渡到了从容应对的阶段。

近二十年我国档案学研究中的理论应用分析

文章采用内容分析和信息计量的方法,抽取我国近二十年档案学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为样本,进而从多个角度分析抽取结果,包含理论应用的频次、理论的时序演化、理论的使用方式、理论应用的主题分布等。研究发现:形成了围绕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应用的核心理论群;理论应用逐渐多样化;但也存在理论应用的频率不高、理论创新性不够、研究主题关联度高的理论其使用频率较低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了尝试构建档案学理论应用知识库;从实践出发,助推理论创新;从核心理论中汲取养分,繁“枝”茂“叶”等建议。

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初探

本文在界定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外档案学的比较,从档案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三方面,探讨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的主体内容,并对其建设现状进行了评析,希望能对电子环境下的档案学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档案记忆观:21世纪档案学理论的新范式

档案记忆观是21世纪档案学理论的新范式。档案记忆观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后现代主义思潮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哲学和方法论指导,社会记忆理论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基石,后保管时代档案理论为档案记忆观提供了档案学的理论依据。其主要内涵包括: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档案记忆观要求档案观念、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科转型。

从西方档案学理论演变看档案管理的历史主义思想

西方比较成熟的档案学理论包括来源原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来源原则关注的是档案馆一个"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将研究的内容扩展为文件运动的全过程,从而成为从"点"到"线"的档案管理理论体系;文件连续体理论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添加了文件背景,使其理论体系成为"面"状结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历史主义的思想贯穿其中,并得到强化与完善。由此我们认为,历史主义认识论是档案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历史主义方法论是档案实践的立足之本。

将被改写的《档案法》和将被颠覆的档案学理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司法实践案例分析

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及司法实践案例分析,得出结论:《档案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冲突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不仅仅只有一个封闭期的问题,还有诸如政府机关的档案是否受《档案法》的调整、政府机关档案机构(档案室)是否受《档案法》的调整、“归档”还是不是形成档案的法律行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有可能改写《档案法》,还有可能颠覆已有的档案学理论,应当引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