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终结与新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发展方向的讨论

"理论的终结"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既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格局与方向的变化,同时也展现出理论与现实之间新的张力存在方式。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审慎对待理论的危机问题,需要更深刻地面对理论把握现实问题的限度与方式。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反思并非代表文学理论研究的穷途末路,而是理论研究在这个时代的新变。

“艺术终结”问题及理论思考

黑格尔哲学美学中的"艺术终结"问题成为了20世纪西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一个预言,一些重要理论家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艺术终结"的预言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成为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热门话题。探讨黑格尔以来关于"艺术终结"问题可知,"艺术终结"问题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发展的不同诠释,体现的是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阐释的开放性,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艺术的结束。

“将理论继续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随着"理论终结"的声音被传递到中国,后理论研究渐成学界热点话题。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理论在西方大势已去,中国的理论研究者也必须重新检视我们在过去追随西方理论话语的得失,一方面为国内理论研究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论的国际化寻找契机。国内后理论研究主要可被划分为五个话题,包括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克服文学研究或理论的危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以及中国文论国际化等。对现有成果的综合考察可以为国内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其实,无论是倡导推进文化研究还是回归文本分析,是继续理论的政治化还是回归学术本位,都是把理论进行下去的不同方式,都是在深化理论的反思行为、补偏救弊,让它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文学与社会现实。

重构审美哲学:终结之后的艺术问题

自上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终结论”著作的出版,关于“艺术终结”的话题成了一个众说纷纭、挥之不去的问题,从而使得审美哲学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之地。其症结在于由于混淆了“本体论”与“本质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让人们普遍持有一种“形而上学恐惧症”。事实说明,面对“终结之后”的反艺术的艺术批评,仍然需要审美哲学。重构的路径就在于有效地把握重视“事物本身”的“后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后理论”

“后理论”内涵繁芜,目前对“后理论”的反思性研究主要有两条新径:一是介绍和阐释国际理论界关于“理论之后的理论”的新方案;一是探究“后理论”的学理进路,寻绎其源初性的创生过程。在后者的基础上,从知识谱系学角度进行溯源,可以得知“后理论”不是知识的某一具体形式,也不是时代的背景板,而是当前时代知识生产的特定结构,是一种“知识型”。走向融通是其主要特征:首先,“后理论”体现了异质话语之间的“同构性”,其实质是在多元整合中探寻理论生成的发展空间。其次,“后理论”知识型的根本目的是知识构建,并且具有明显的人文价值引导性。再者,“后理论”知识型通过话语的实践性充分介入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后理论”唯一的研究方向是“后理论”知识型本身,这是“后理论”与理论、文学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也是未来人文学科走向“大融通”的新视点。

理论会终结吗?——近30年来理论危机话语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理论终结的话题开始成为学术界议论的焦点。事实上,虽然有关理论死亡的传言甚嚣尘上,但在整个90年代,人们对理论的未来仍抱有乐观态度。理论经历的所谓死亡只是一种幻象。理论在60年代末兴起到80年代进入鼎盛,都不仅是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更受外部语境的影响。实际上,新世纪以来真正陷入生存危机的并非仅是理论,而是整个人文学科。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们谈论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文学活动被日益边缘化的功利主义社会,即便人们真能抛弃理论,也似乎很难有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生活的中心。但理论永远不会消亡,只是它的存在方式必将发生改变:不是作为批评方法,而是作为关于文学的思考方式。

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思维变革

大数据时代已经拉开序幕,露出其初始面孔,这是我们这个生存时代的一种改变,必将会影响人们的哲学思考。但是事情是否真会如一些大数据专家所宣扬的那样,却不一定。大数据会给因果关系带来冲击,使相关关系大放异彩,但是因果关系不会被取代,它依然是我们思考的基础。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具有重要地位,但它依然需要理论,理论不会终结。大数据会产生一个数据或者信息的世界,类似于波普尔的世界3,这个数据世界具有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不过,它的根据依然在物质世界。

理论热的消退与英文系的未来——从杜克大学英文系的一段往事谈起

斯坦利·费什在1986至1992年担任杜克大学英文系主任期间,以其超凡的能力广揽明星学者,汇聚一大批当时全美最杰出的理论家,使其从一个传统学术机构迅速成为引领理论潮流的批评重镇,一度被誉为“前沿文学研究的首都”。但因为各种内部矛盾和外部环境变化,费什打造的“批评帝国”自90年代以来解体,导致杜克英文系又快速衰退。杜克英文系的兴衰史就是一段理论兴衰史,它的故事就是整个英文学科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缩影。回顾梳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反思英文学科的当下困境,尤其是所谓理论的终结以及文学批评的再合法化,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论理论批评

理论批评以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为叙述和描述对象。理论本应高屋建瓴,但如一些批评家所言,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文学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恰恰是在传布怀疑主义。理论与批评经常被视为一途有特定的时代原因,但是如保罗·弗莱所言,两者毕竟大有不同,文学批评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文学理论恰恰是缺失的。乔纳森·卡勒在理论批评中异军突起,其对理论的热情一如既往,如果说他当年的《论解构》是为德里达解构主义这一新潮理论做普及示范,那么到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性》,毋宁说是在理论联手批评经历峰回路转之后,重申它舍我其谁的王者风范。对理论的质疑事实上与理论的一路高歌同步。卡勒本人对克纳普理论批判的质疑,应是再好不过说明了这一点。"理论"历经浴火后,建立"理论批评"这样一门与实践结合更为密切的关于理论本身的学科,当不是奢望。

“理论的过去表明理论具有未来”——“后理论”背景下的理论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理论的终结"的论断越来越多,更有很多人认为当前已经处于所谓的"后理论时代"。曾经辉煌一时的理论现在被视为一场失败的学术冒险,偏离了文学研究应有的轨道,因此很多人呼吁终结理论,回归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本文通过反思理论在四个方面的特性,即理论的跨学科性、理论的政治性及其与现行体制的关系、理论的效果问题、理论的学术化和公共职责等,以期为我们思索未来寻找启示。只有在兼顾社会文本的同时不忽视文学文本,在抽象思辨的同时不脱离具体实践和读者大众,理论才有可能间接地带来它希望产生的那些在文学阅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而这也正是理论在将来能否更好地存在下去的关键。

伦理学转向

伦理批评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上世纪理论热潮的冲击下,它被逐渐冷落。近三十年来,随着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文学理论热潮退去,批评家开始重新审视文学批评的伦理视角,于是伦理学转向或者说伦理批评的复兴成为北美文学批评界一个非常显著的发展态势。伦理批评要求批评家关注文学的伦理内涵和读者的伦理关切,进而试图恢复文学批评活动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但它还需要进一步摆脱传统伦理批评固有的道德基础主义的影响,并且处理好伦理批评与道德批评和政治批评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更有可能真正复兴文学批评的公共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