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终结与文艺理论自觉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不同程度上混淆了作为指南的文艺理论与作为公式的文艺理论的区别,因而不能正确把握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的辩证关系。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磨砺文艺批评的锋芒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不仅是对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且是对人类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并在超越地域和时代局限的基础上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倡导中国当代历史发展采取较人道的形式并积极肯定那些敢于批判不合理的现存秩序的作家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推动中国当代文艺的有序发展。

论当代大数据发展中的理论终结论

在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过程中,科学的理论终结论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传统"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将为"数据-驱动"模型所取代。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思潮既彰显出经验主义借助新技术展开的逻辑可能性,又展现了技术乐观主义对未来科学发展规划的新图景:海量数据使得"预测"成为科学工作的基本重心,而"相关性"则成为其背后的根本依据。随之,科学模型的建构不再必须,而以"演绎"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也不再必要。但理论终结论在夸大经验数据独立性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人类理性维度的意义和价值,理论终结论的得出还为时过早。

新版“理论终结”:大数据方法的应用与后理论时代的来临

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手段既给理论研究带来挑战,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批判性地应对这种新技术条件,使它与传统理论方法互相补充且更好地服务于人文研究的最终目的,这是人文学者需要回答的问题。大数据文学研究将帮助人们摆脱意识形态纷争,转向更客观、更科学的文学知识生产。它不仅将提高研究者的研究效率和拓展其工作范围,也意味着将质疑过去几十年来被一直坚持的一些根深蒂固的假设。虽然文学研究吸纳大数据方法有一些明显好处,但也可能会给这一学科的某些根本方面带来损害,特别是它过去多年来一直赖以存身的文本细读方法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理论终结论的“解药”?——评利奇的《21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复兴》

利奇的新作《21世纪文学批评:理论复兴》对近三十多年来文学界反理论者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了批驳,提出了一种"综合考量的批评性阅读"方式,评析了当代重要的理论家及其著作,并对理论的未来做了大胆的预测。在评介这部著作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利奇并没有找到理论终结论的症结,相反,他把造成文学理论式微或批评方向偏离的现状看成是理论复兴的表征。他所推崇的文化批评不是理论复兴的标志,而是导致文学批评独立性丧失的根源之一,也为反理论者提供了口实。

“艺术终结”问题及理论思考

黑格尔哲学美学中的"艺术终结"问题成为了20世纪西方美学和艺术哲学的一个预言,一些重要理论家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对"艺术终结"的预言作出了不同的阐释,成为了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热门话题。探讨黑格尔以来关于"艺术终结"问题可知,"艺术终结"问题是对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发展的不同诠释,体现的是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阐释的开放性,而不是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艺术的结束。

理论的终结与新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危机”及其发展方向的讨论

"理论的终结"问题的讨论与争辩既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格局与方向的变化,同时也展现出理论与现实之间新的张力存在方式。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审慎对待理论的危机问题,需要更深刻地面对理论把握现实问题的限度与方式。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反思并非代表文学理论研究的穷途末路,而是理论研究在这个时代的新变。

文学理论的危机与挑战

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学科正面临着困境和挑战,其学科基础——文学理论仍然缺乏坚实稳固的基础,其所发展起来的学科范式还存在着诸多疑问和矛盾之处,文章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将理论继续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随着"理论终结"的声音被传递到中国,后理论研究渐成学界热点话题。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理论在西方大势已去,中国的理论研究者也必须重新检视我们在过去追随西方理论话语的得失,一方面为国内理论研究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论的国际化寻找契机。国内后理论研究主要可被划分为五个话题,包括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克服文学研究或理论的危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以及中国文论国际化等。对现有成果的综合考察可以为国内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其实,无论是倡导推进文化研究还是回归文本分析,是继续理论的政治化还是回归学术本位,都是把理论进行下去的不同方式,都是在深化理论的反思行为、补偏救弊,让它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文学与社会现实。

重构审美哲学:终结之后的艺术问题

自上世纪以来,随着一系列“终结论”著作的出版,关于“艺术终结”的话题成了一个众说纷纭、挥之不去的问题,从而使得审美哲学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之地。其症结在于由于混淆了“本体论”与“本质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让人们普遍持有一种“形而上学恐惧症”。事实说明,面对“终结之后”的反艺术的艺术批评,仍然需要审美哲学。重构的路径就在于有效地把握重视“事物本身”的“后形而上学”。

作为一种知识型的“后理论”

“后理论”内涵繁芜,目前对“后理论”的反思性研究主要有两条新径:一是介绍和阐释国际理论界关于“理论之后的理论”的新方案;一是探究“后理论”的学理进路,寻绎其源初性的创生过程。在后者的基础上,从知识谱系学角度进行溯源,可以得知“后理论”不是知识的某一具体形式,也不是时代的背景板,而是当前时代知识生产的特定结构,是一种“知识型”。走向融通是其主要特征:首先,“后理论”体现了异质话语之间的“同构性”,其实质是在多元整合中探寻理论生成的发展空间。其次,“后理论”知识型的根本目的是知识构建,并且具有明显的人文价值引导性。再者,“后理论”知识型通过话语的实践性充分介入社会文化之中。因此,“后理论”唯一的研究方向是“后理论”知识型本身,这是“后理论”与理论、文学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也是未来人文学科走向“大融通”的新视点。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当前在加强理论学习中,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联系当前学习哲学的意义,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诞生的,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

有一种范式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十分缺乏的,那就是基于知识学模式的文学理论反思性研究。文学理论对新问题关注的热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理论知识版图,文学理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与这种繁荣景象相伴随,是“文学理论终结”“理论死了”之噪不绝于耳。

本体性意义与学科反思: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回应

大数据应用对社会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出现方法学转向乃至"理论终结说"的主张。但是,从本体论角度来说,大数据的局限性在于它过度简单化了社会生活,因而忽略抑或悬置了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历史特殊意义。而大数据推崇者所宣称的意义指的是客观、普遍的意义,这无疑是一种曲解。此外,如果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于"计算社会学""新计算社会学"的研究,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学科的分支化倾向。因而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更要秉持学科中的重要内容,即理论的意义以及人文的关怀。简言之,在学科反思的层面上,"溯洄涵泳"式的回应必要且紧迫。

理论会终结吗?——近30年来理论危机话语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关理论终结的话题开始成为学术界议论的焦点。事实上,虽然有关理论死亡的传言甚嚣尘上,但在整个90年代,人们对理论的未来仍抱有乐观态度。理论经历的所谓死亡只是一种幻象。理论在60年代末兴起到80年代进入鼎盛,都不仅是其自身内在逻辑发展的结果,更受外部语境的影响。实际上,新世纪以来真正陷入生存危机的并非仅是理论,而是整个人文学科。理论归根结底不过是人们谈论文学的一种方式。在一个文学活动被日益边缘化的功利主义社会,即便人们真能抛弃理论,也似乎很难有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让文学重新回到公众生活的中心。但理论永远不会消亡,只是它的存在方式必将发生改变:不是作为批评方法,而是作为关于文学的思考方式。

关于当代哲学发展的思考

哲学的认识领域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 ,而且包括思维科学知识、横断科学知识、技术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思维科学研究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供新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绝对完备和永恒的哲学体系 。

大数据时代的哲学思维变革

大数据时代已经拉开序幕,露出其初始面孔,这是我们这个生存时代的一种改变,必将会影响人们的哲学思考。但是事情是否真会如一些大数据专家所宣扬的那样,却不一定。大数据会给因果关系带来冲击,使相关关系大放异彩,但是因果关系不会被取代,它依然是我们思考的基础。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具有重要地位,但它依然需要理论,理论不会终结。大数据会产生一个数据或者信息的世界,类似于波普尔的世界3,这个数据世界具有客观性和相对独立性,不过,它的根据依然在物质世界。

俄罗斯文论的关联体制——季哈诺夫论现代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

保加利亚裔英国学者季哈诺夫在其新著《文学理论的诞生与终结:俄罗斯内外的关联体制》中,将现代文学理论定义为诞生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终结于20世纪80年代、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关联体制”影响而成的历史产物。他立足于“激进历史主义”立场,以20世纪俄罗斯文论的发展历程为例,重新勾勒出现代文论从诞生到终结的历程,以阐明其发展运行的内在机理和终结原因。该书重构了斯拉夫学者为20世纪世界文论发展做出的贡献,展现了将俄罗斯学术融入国际主流学术的努力,拓宽了当代文论研究的视域,也为思考现代文学理论在“后理论时代”的出路提供了新视角。

Phonon Transport and Thermal Conductivity in a Four-Terminal Structure

With the help of scattering-matrix method, the acoustic phonon ballistic transmission and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are studied detailedly in a four-terminal structure. We find that the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s and the reduced thermal conductance for each region sensitively depend on geometric parameters, and are of quantum character, but the reduced total thermal conductance for all regions seems independent of structure parameters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not very low. Our results show that one can control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for each region to match practical requirements in devices by adjusting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

大数据科学的因果解释性理论难题刍议

大数据的提倡者们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认识论革命的过程中,主张替代因果分析和理论生成的现代方法论支配地位。安德森断言大数据意味着“理论终结-经验主义重生”和“因果性的消解”,这揭示了许多大数据辩论中的傲慢暗流。大数据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虽然很有吸引力,但是它建立在错误思考基础之上,大数据不仅致力于相关性关系,而在实质上针对因果性知识,这些更迫切需要对于大数据和数据分析的认识论影响的更广泛的批判性思考,由此重申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例如建立因果关系以及借鉴现有理论。

理论热的消退与英文系的未来——从杜克大学英文系的一段往事谈起

斯坦利·费什在1986至1992年担任杜克大学英文系主任期间,以其超凡的能力广揽明星学者,汇聚一大批当时全美最杰出的理论家,使其从一个传统学术机构迅速成为引领理论潮流的批评重镇,一度被誉为“前沿文学研究的首都”。但因为各种内部矛盾和外部环境变化,费什打造的“批评帝国”自90年代以来解体,导致杜克英文系又快速衰退。杜克英文系的兴衰史就是一段理论兴衰史,它的故事就是整个英文学科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缩影。回顾梳理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反思英文学科的当下困境,尤其是所谓理论的终结以及文学批评的再合法化,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