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掏空、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基于薪酬辩护理论视角的分析

笔者从薪酬辩护理论的视角,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给高管薪酬激励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对公司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后,高管会将大股东掏空作为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增加在职消费。特别是在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较大的情形下,辩护能力增强,这种现象更加突出。这说明大股东掏空会成为高管薪酬卸责的借口,降低高管薪酬激励的效果。上市公司应注重优化股权结构,限制管理层权力的膨胀,才能促进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有效发挥。

西方大众文化辩护理论的辨析

西方大众文化辩护理论是大众文化批评史上的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它执持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对确立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地位功不可没。中国大众文化批评文本大多刻写着擦抹不去的西方文化理论的痕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及本雅明、费斯克等在大众文化的辩护上不谋而合。大众文化辩护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在关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判断上避免了或肯定或否定的单极化评价模式。

“多方辩护理论”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机制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协调和管理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为总统的外交决策提供广泛的政策建议。亚历山大.乔治的"多方辩护理论"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有助于克服组织层面上的决策障碍,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干扰,保证决策过程的合理性。但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否发挥上述作用还要受到总统个人的治理风格的影响。总统本人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识以及总统对决策程序的介入程度使其在决策过程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

笛卡尔的认识辩护理论初探

笛卡尔的认识论中暗含着一种传统的认识辩护理论,即基础主义辩护理论。基于基础主义的两个基本观点对笛卡尔的认识辩护理论进行了逻辑重构;重新审视和反思笛卡尔的理论,对于当代知识论的探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城市利益让渡:乡村振兴的一个理论命题

"城市利益让渡"是城乡关系调整的一个理论命题,它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人类的发展进程来看,从公民权利让渡到国家主权让渡,再到企业的价值让渡,再到社会利益让渡,这是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与现实依据的。社会利益让渡作为社会利益的一种调节手段,它存在的可能性具有三个社会基础,即互惠利他主义的人性基础、人的共生共在的社会状态,以及社会合作行为及理论确认。"城市利益让渡"是缘于中国城市中心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困境;起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国家发展方略;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出路之一。

论马丁·卡诺伊的教育与国家关系理论

马丁.卡诺伊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视角,借用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和依赖理论等,系统地阐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教育与国家发展的相应关系。

死刑复核程序中建构横向辩护理论的实证研究

有效辩护制度和无效辩护制度作为“舶来品”进入到中国刑事诉讼理论中,并不断地发展、融合,有效辩护制度和无效辩护制度是律师辩护的评价标准,也是横向辩护理论的制度保障。基于中国刑事辩护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律师辩护体系化的现实,通过对死刑复核刑事裁定书进行量化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在中国司法改革的现实环境中构建横向辩护理论现实基础,目的是为死刑复核程序的刑事辩护发展提供可视性标准,规范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刑事辩护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模型架构和理论支撑。

论自主选择与教育机会平等——与劳凯声教授商榷

劳凯声教授通过考察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机会平等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在充分尊重学生差异的基础上表达了一种"可选择的教育机会平等观"。其吸引力在于其植根于教育学立场,提出了一种教育学看待"教育机会平等"问题的独特视角;然而其局限同样明显,它认真对待了学生差异这一问题,却没有说明应该如何为自然禀赋和社会禀赋存在差异的学生合理分配作为稀缺资源的教育机会。基于此,笔者给出三方面的回应,它们分别涉及基于对"教育机会平等观"不同阐释的理论辩护和直觉主义辩护,以及在实践中不同教育机会平等观的制度依赖问题。笔者认为,"可选择的教育机会平等观"并不能为解决当下中国教育实践中的机会平等难题提供适切见解。因为,对"机会平等"等价值概念的辩护若要取得成功就需要一种合理的道德论证。

金岳霖的知识论概念及其当代比较

知识论概念是哲学家对知识论研究内容的总体描述。不同的哲学家对知识论概念的理解不同。金岳霖认为,知识论是研究知识的学问,而知识是客观存在的。其知识论是为客观知识提供解释的学问。与此不同,当代知识论学家并不直接肯定知识的客观存在,而是试图对知识概念进行分析并为我们的知识宣称提供辩护。因此,在他们看来,知识论包含知识理论和辩护理论两个部分。比较研究发现,金岳霖的知识论具有重视理论客观性和知识结构性的独特之处;同时存在忽视怀疑论挑战和缺乏理性论证的内在问题。

刑事辩护理论的新探索——评陈瑞华教授《刑事辩护的理念》

刑事辩护，一直被视为观察乃至透视我国法治状况的重要窗口。从1978年刑事辩护制度恢复至今，伴随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以及刑事辩护运作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刑事辩护所遭遇的剧烈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一方面显示刑事辩护的实践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传统的辩护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不契合。不过，与热闹的实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市面上不乏介绍刑事辩护技巧、经验和策略的书籍，但以刑事辩护为主题的理论作品却并不多见。

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哲学观下的弦论辩护

弦论是当前理论物理学研究的焦点之一,由于长期未获得任何经验证据的证实,其科学性在学界历来是一个难以断定的疑难。弦论具有纯理论性、超经验性的一面,这使得科学哲学现有的实证类科学方法难以胜任评价其理论地位。戴维德将弦论内蕴的理论唯一性、理论间解释的融贯度以及与相似确证理论的关联度纳入到评估指标之内,从而揭示弦论在非实证性哲学路线上的可行性。事实上,只有将实证和非实证这两种哲学路线互补整合,才可为弦论这类纯理论性科学提供一种合理的辩护路径。

舌尖上的刑事辩护——评田文昌、陈瑞华《刑事辩护的中国经验》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引入大量对抗式诉讼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律师辩护的空间进一步拓展。刑事诉讼法作为一种程序法，其实施集中体现在辩护人与公诉人的对抗与论辩中，也可以说程序之魅力就体现在辩护人与公诉人的“舌尖上”。长期以来，学界没有重视中国刑事辩护理论的研究，已有的一些著作和文章大都是纯经验之谈，缺乏理论深度和依据，

基础融贯论:哈克、戴维森和蒯因

“基础融贯论”是苏珊·哈克在批判基础论和融贯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认知辩护理论。此前，戴维森在为真理和知识的温和的融贯论辩护时，实际上已在模糊地主张基础融贯论；而蒯因的整体论中的矛盾则暗示了基础融贯论，并直接启发了哈克。在这一视角下，

论达米特反实在论思想的基础

达米特通过对直觉主义数学和逻辑方法的重新改造和推进,发展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本文正是由此详细分析和论证了其反实在论思想的形成基础,并指出达米特反实在论策略所存在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