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

本文对王维的佛理诗进行了爬梳，认为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纯粹的宣讲佛理为其主要特征，内容涉及到佛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及修习方式等等。另一类，则是通过对寺院的游赏、与僧人的往还等来表述他自己对佛理感悟之一得。前一类诗，因其纯粹言理，诗只是作为宗教理念之载体而存在；后一类诗，因加入了自然风物的描写，文学意味与宗教理念相联相融，更具一种风神。同时，本文还指出，前一类诗上承东晋以来的玄言诗、佛理诗；后一类诗则承接谢灵运之山水诗、承继之迹，历历可见，在这种承继当中，王维佛理诗又有其变化。

宗教诗歌与诗歌中的宗教──从王维的佛理诗看佛教理念对文学的浸润

以王维的佛理评为主要研讨对象，分析佛教理会从东晋至唐时期的主要表现特征。认为在中国较早的僧诗里，佛教教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显得生硬、不成熟，显示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而未触的状况；至唐代，缘于佛教的极大发展，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王维是最典型的代表者。佛教教义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他将自然物像的审美表现与佛理的宣扬、体悟浑融为一，淡化了佛理诗的言理倾向，增强了诗歌的文学性，突破了早先佛理诗格局，使诗歌显示出另一种情致与景像。这种演变，显露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事相，又明显地表露出佛教对大学的逐渐渗入及深刻影响。

东晋南朝僧侣佛理诗探析

中国文坛在东晋南朝时期,出现了僧侣的诗歌作品,这是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僧侣诗作中,题材以佛理诗居多,主题重在宣扬佛教的义理,也有部分诗作赞扬佛德并藉咏物以抒情通理。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论王维佛理诗中的象喻

王维的佛理诗重视象喻的使用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 ,从纯粹言理出发 ,直接引用佛经中的典故 ,使其所言之佛理 ,更为准确明显 ,表现出以理取胜的特点。其二 ,则是从某一感性形象出发 ,通过景物的描写 ,来显示他对佛理的体悟 ,理寓景中 ,景理相谐 ,使诗的意味更加深长。前者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的色彩 ,展示出佛教日益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而后者则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人的情趣以及王维个人的品性、艺术才能与风格。

寒山佛理诗的生命意识

寒山是我国唐代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中不仅包含有禅宗"自性清静"、"见性成佛"的禅理,也包含有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从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方面,可以反映出寒山诗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通过研读寒山诗中的佛理诗,我们可以发现,寒山认为人的生命存在既脆弱而又短暂,他劝谕世人应当珍惜当下拥有的生命,而通过信仰佛教则可以获得生命意义的实现和生命价值的提升。

弘一大师佛理诗笺注

弘一大师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是徜徉于各个艺术领域的全才,更是南山律宗的中兴者.胡宅梵《记弘一大师之童年》云:"(弘一大师之父)灵柩藏家凡七日,每日延僧一班,或三班,诵经不绝.……

玄言·佛言:从玄言诗与佛理诗的关系看玄言诗的界定——从《资治通鉴》中的两段话谈起

（宋）太祖文皇帝上之下元嘉十二年（乙亥，公元435年），丹阳尹萧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为奢竟为重，材竹铜彩，糜损无极；无关神祗，有累人事，不为之防，流遁未息。请自今欲铸铜像及造塔寺者，皆当列言，须报乃得为之。”诏从之。摹之，思话从叔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二宋纪四》）

朱熹“咏理诗”解读

朱熹(1130-1200)既是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其留下的诗歌就有一千余首。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咏理诗三篇予以分析。朱熹诗的最大艺术特色是以诗咏理,即能从闲适的生活现象和大自然万物景观中化入理学思想,悟出一种做人治学的大道理来。

玄佛合流下之东晋佛理诗

东晋诗歌在渡江之后逐渐显现出有别于西晋诗歌的内容特点,高僧与名士之间的清谈共辩使得玄言诗中散发出浓烈的佛理意味。本文旨在探讨东晋诗坛佛理诗的形成及其所呈现的风貌,试图从“玄、佛交涉”的文化现象中来推究佛理诗兴起的特殊原因,并将东晋佛理诗置回于诗歌发展史中,来说明“玄、佛合流”的时代风尚与“援佛入诗”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之阐明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文学意义与定位,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

论古代哲理诗的智慧形态

作为智慧文学的哲理诗,是各民族文学中的珍贵财富。它既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又促进了民族智慧的发展。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哲理诗,作为华夏文明的产物,对民族智慧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在古代诗史中几乎很少有哲理诗的地位,反而常常成为讥评的对象。西方有人认为:“不发表哲学议论的作家只不过是个工匠而已。”伟大的诗人便是伟大的哲人。当代,在各种艺术的激烈竞争中,文学。

论唐以前诗歌中的“理”

表现“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特征之一。所以,在中园古代诗歌理论研究中,“理”与情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理”,就一般意义上说,是指人类认知活动的最高阶段——理性。其中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指作为结果的真理——一种恒定的精神原则;一指作为觉察和判断这种原则的联系功能,即分析。

王梵志、寒山佛理劝善诗的异同

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最青睐、擅长佛理劝善诗,且佛理劝善诗亦最能体现他们的创作特色。王梵志的佛理劝善诗,主要具有平民化特色;而寒山的佛理劝善诗,更多具有文人化倾向,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区别。如果仅认定王、寒两人同属唐代白话诗派,而对两人之间的细部区别不加关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发掘自己的灵魂——长吉诗理阐释

李贺其人其诗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它表现的是诗人建功立业的渴望、报国无门的苦闷与不甘心的奋争,其结果是愿望和追求终归一梦。因此,王孙的身份与潦倒一生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只能在艳羡与描写人间豪奢的同时,把期盼寄托给了上帝,这正是一个天才诗人的自叙传,即被残酷现实扭曲了的灵魂的自我发掘。因而,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可怖并存,美与丑对出,构成了长吉诗理的审美内核。

译名与诠释——重审闻一多的格律诗理论

胡适称之为"偶然之偶然"的"新诗",是近代中国社会普遍的精神运动的结果,其初始的动机与动力,远不只是关于审美的,甚至主要不是关于审美的,对此的诠释与自我诠释,同样多元而丰富,很难用任何一种"绝对的开端"予以简单描述。闻一多发表于1926年的《诗的格律》,将通常译为"形式"的英文"form"一词译为"格律",并以此作为诗之为诗的根本,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读"。闻一多的新诗格律理论,与他本人的写作和翻译实践有高度的一致性,看似吸收了西方文学中的格律诗理论,实际上更像是他此前研究过的中国古代律诗观念在现代的演绎。冯至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他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现代文艺与文艺思想添加了别样的韵味与风采。

“理一分殊”思想及其诗学价值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由周敦颐、张载等开其端,由"二程"明确提出,由朱熹集其大成。"理一"是指天地万物的根本之理,也是理学家所主张的宇宙与人文的终极之理;"分殊"则是这个根本之理在具体事物中的多样性表现。既重视"理一",又重视"分殊",这是理学家们在伦理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等领域都依循的思想方法。对于诗学而言,"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人在鸢飞鱼跃的万物生机中体认"天理",在审美感兴中感悟宇宙人生之理,使诗歌作品在生机勃勃的物象中呈现理思,这成为近古时期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

诗理·诗情·诗美——读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和《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是我国当代一位卓越的诗人,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不幸逝世。一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小川诗选》。一九八○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郭小川诗选续集》。另外,他的几部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也已另行出版。郭小川的诗,是革命的热情而昂扬的颂歌和战歌。在他的诗中,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同时,也深深地体味到作为一个战士和诗人的可贵的不断前进的战斗精神。在艺术上,诗人是苦心经营的,他尝试着用各种形式写作,他的艺术也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走向成熟。

陶谢诗中之“理”比较——兼论诗与理的关系

诗与理的关系是文学史上较有争议的重要问题，而以六朝及两宋时期表现 尤为突出。陶渊明及谢灵运是六朝时期开宗开派的文学大师，受魏晋玄风影响，他们诗中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玄理。但不同的是，陶诗之理从生活中悟得，以审美方式呈现；谢诗之理从 书本上习得，以哲理方式存在。关于两种理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对于认识六朝及有宋一代文学的特质或许有一定裨益。

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论宋代理趣诗

理趣诗是指既蕴涵哲理性,又具备诗的审美趣味的诗歌作品,理趣诗的创作在宋代出现全面兴盛局面。宋代理趣诗的繁盛,植根于宋代社会独特的文化环境。文章梳理了理趣、理趣诗及相关的几个概念,对宋代理趣诗做了分类研究,并辨析了文学家理趣诗与理学家理趣诗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