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云南回族社会对基督教传播的认知与回应--马联元《辨理明证语录》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基于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教活动的成功,基督教传教士将福音的传教对象指向了云南回族。当时的云南回族曾积极地回应了基督教传教士,其中著名经师马联元的回应之作《辨理明证语录》较为典型。《辨理明证语录》一书影响了云南和全国的回族社会,也影响了基督教传教士。

中西启蒙“平等”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卢梭的“平等观”与戴震的“理欲之辨”为范本

中西启蒙“平等”观各自循着自身的文化轨迹沿革,如果没有以后“鸦片战争”引起的中西文化碰撞,双方的演进路向断然不会重合。一般而言,西方的启蒙“平等”观推崇“权利平等”,并能够借助民主政体进入制度性建构,因而较易落到实处 (尽管绝对的“权利平等”永远不会存在 )。而中国的启蒙“平等”观仅停留在道德境界的“人格平等”,并且寄希望于专制统治者的自我觉悟而推行之;因此,这仅是一种尚未进入实践领域的“社会期待”。

宋明道学义利理欲之辨的实质

义利之辨在宋明道学被视为儒学的首要问题.义利之辩、理欲之辨的实质是公私之辨.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宋明道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侧重于从义利、理欲、公私相对立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另一种则侧重于义利、理欲、公私相统一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在道德意义上,义利之辨着眼于道德动机上立论.

欲理之辨与中国文学的道德思维

欲理之辨是时代文明的具象反映,从先秦的以道统欲、汉魏的生命张扬、宋明的存理灭欲,以及逆理而动的尚情思潮,一直到近代的群治欲望转移,中国文学叙事呈现了各色复杂的欲望挣扎,其消长摇荡的趋势折射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中国文人的道德自律、种种叙事干预手段,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德本理念与中国社会德治思想的复杂印痕,其间所包孕的物欲期待,以及坚守内心澄明而不受物欲遮蔽的精神企求,显示了传统文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展现了欲望叙事的种种规限。

理学家的地位、政治制度思想与理欲之辨

综观整个宋代,理学家的地位普遍不高,均没有进入核心的决策层。他们的学说尽管被士人所推崇,但是并没有被立为官学。他们的政治理念,尤其是理欲观,与宋代统治者分歧较大。理学家对宋制中透射出的功利思想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又是建立在“道统论”的基础上,体现了圣与王的冲突。到元代时,这种冲突消失了,同时理学家的魅力不断上升,理学最终被立为了官学。

从心理学角度再析理学中的理欲辨

理可总称人合乎礼的诸种需要 ;从表现形态上看 ,欲是比情更为激烈的心理活动 ;欲具有促使人行动、情产生和“生百善”等方面的功能 ,人欲则具有“诱人为不善”、“害吾心”、使情变坏和损害身心健康等作用。理学中的理欲之辨也可看作是关于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内涵、相互关系及对待二者的态度之争。

从“理欲之辨”看朱熹对历史动因的解释

从“理欲之辨”看朱熹对历史动因的解释范立舟历史是发展变化着的，是什么力量推动、导致了历史的发展与变化？这就是历史动力。从本质上说，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巨大复杂的动力系统，这一系统要获得发展，就势必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问题在于这种动力是什么？它究竟起着怎么...

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与制度转换

实现人的欲求是社会实践的内在动机,满足生活需要是文明制度的根本目的。怎样将欲求转换成财富,进而以财富厚养民生,这是历史进步的永恒主题。对传统儒学“理欲之辨”的现代阐释,旨在通过正本清源的逻辑批判,将抽象的天理还原为具体的生理、心理、伦理和管理,并探索一条化情为理、转欲成力的价值创造道路。

比较视域下的理欲之辨探析

作为理学命题的理欲之辨至今仍有重要的讨论价值。首先从批评新学、重塑新官学以及出入佛道、重建新儒学两个方面阐述理欲之辨的主要论旨,其次从理与欲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揭示理欲之辨的重要内涵,最后对于理欲之辨的有益启示进行总结与反思。立足比较视域,围绕理欲之辨的论旨、内涵和启示等理论思考,对于深刻领会和正确评价理欲之辨,服务于思想道德建设理当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辨名析理”与“得意忘言”——冯友兰、汤用彤先生魏晋玄学方法论研究论析

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方法论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冯友兰先生通过对郭象玄学的研究提出了"辨名析理"的方法论进路,汤用彤先生通过对王弼玄学的研究提出了"得意忘言"的方法论进路。从魏晋玄学的特质和两位学者的学术旨趣分析,这两种方法论进路正好相互补充,构成魏晋玄学乃至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从道德与人性的关系看传统理欲之辨

传统理欲之辨实际上所探讨的是如何处理人的道德理性及其情感欲望间的关系问题。人性既包含有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感性欲求的另一面,因此,从道德与人性这一关系来讨论传统的理欲之辨,无疑有助于对道德意蕴有更为理性的把握。

理欲之辨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论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先秦诸子百家是"理欲"思想的源头之处,宋明时期程朱、陆王等提出了"以理压欲"和李贽提出"以欲胜理"的理欲观,王夫之批判了他们并提出了"以理导欲"的理欲观,戴震则主要继承了王夫之的"理寓欲中"的观点,坚持理欲统一观。文章通过对"理欲之辨"源流嬗变的历史探讨,深刻理解每个阶段理欲观的真正内涵,凸显其发展轨迹,阐释其现代价值。

论来知德易学中的理气之辨

明代易学家、理学家来知德对易学视域中的理气关系做了论述,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至极之理,统摄阴阳之气,并用错、综、爻变、中爻之说解释阴阳变动关系,以此符示阴阳流行的气化世界。他的理气之辨克服了罗钦顺、王廷相一味追求理气不可分离而抛弃本体之理形上超越性的弊病,从本体论和宇宙论两个层面论说理气关系,既强调理的形上超越性,又在实然层面上肯定理气相即不离,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朱熹思想原旨的回归,并与明代中后期的学术转向相应和。

朱熹“理欲之辨”的逻辑解析和意义澄清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学难以疏解的价值情结。特别是朱子学的“存理灭欲”主张 ,把传统“寡欲”思想推向荒谬而危险的境地。逻辑地解析理欲冲突的根源 ,历史地澄清“灭欲”思想的意义 ,有助于将人的欲求从伦理禁锢中解放出来 ,使其转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力。

清中后期的礼、理之辨——以凌廷堪礼学为轴心

从清初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学术思想逐渐由推崇程朱理学转变为推崇汉代经学,进而推崇上古礼学。与之相应的是清廷四库馆和三礼馆的开设。凌廷堪的礼学思想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其代表作《礼经释例》被钱大昕誉为习礼学的"指南车"。凌氏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乐文明,提出"舍礼无学"、"舍礼无教"、"舍礼无道"的主张,乃是一种狭隘的"唯礼主义"。他以《论语》有"礼"字而无"理"字为由,排斥对"理"概念的援引和使用,这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提高是不利的。晚清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批评他"矫枉过正"是正确的,但他们又提出"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亦欠周延。学术性强而思想性差,这或许是清代多数学者无法解脱的宿命。

殊途同归:再论朱熹、戴震的理欲之辨

学界对朱熹、戴震“理欲之辨”的研究颇多,学者多认为朱熹之理欲观截然分理欲为二、以理杀人,与戴震之理欲观截然对立。实际上,包括戴震在内的诸多古今学者,由于未对朱熹不同语境下“天理”的适用主体及“人欲”的具体内涵细加分辨,进而夸大了朱熹、戴震理欲观的歧异。如若对朱熹、戴震二人“理”“欲”的概念、“存理去欲”的一致性及其主体进行分殊,可知二者理欲观殊途同归:朱熹、戴震理欲观的主要差异在于适用主体及路径不同,朱熹去“君子”之欲,使“君子”得义;戴震遂“小人”之欲,使“小人”得利。但二者理欲观有着相同的思想旨归,即通过调节有限的社会资源,使天下人各得其情、各得其利。

略论“理欲之辨”的历史发展

“理”与“欲”的问题曾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为思想家、学者们论争不休，它重点探讨的是道德伦理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问题。其论辨的关键不外乎是：“理存乎欲”，即认为道德伦理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或者是“存理灭欲”，认为道德伦理和物质欲望完全对立，不容并存，

理欲之辨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价值

理欲之辨的命题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之中,先秦诸子百家开创了“理欲”之论的先河,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等人提出“存理去欲”,王阳明、戴震更提出“理存于欲”。理欲之辨的嬗变过程实际上是道德理想与生活欲求的对立统一以及生活欲求如何适应道德理想的过程。理欲之辨的有关思想有助于重建社会规范,有利于促进个人的发展,有利于人际和谐。

重理时代情理审美关系的畸变——略论宋代理学对文学的深层影响

重理时代情理审美关系的畸变——略论宋代理学对文学的深层影响黄南珊一、理学对文论的深层影响：理本意识、理性思维、理欲之辨理学作为宋代的重要社会思潮和理论结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文学创造的理性思维和宋诗的理性化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