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中的翻译规范——以理雅各英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影响译者的翻译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应用,对整个翻译过程都起到指导作用。从翻译规范的角度考察理雅各《论语》英译本,发现理雅各既遵循翻译规范,又违反翻译规范,其前提是翻译规范是否契合翻译目的,合则遵循,不合则违反。理雅各的翻译实践表明,当翻译规范能帮助译者达成翻译目的时,译者应当固守翻译规范;反之,译者应当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译出原作的神韵,以达到传播源语文化的目的。翻译规范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要译出传世之作,译者既需要遵循规范,又需要从心所欲,不逾矩。

《易经》理雅各译本对动植物及人身象的翻译

《易经》中的“象”有卦象、爻象,见于“十翼”者,则称翼象。象又可分类,前人称之“象类”,动植物及人身各象在诸多象类中占比较大。理雅各曾感慨《易》象之错综繁复,故在翻译时颇费斟酌。实象、拟象、类象、象象关系、象义链接等,理雅各均努力在译文中逐一落实,或在脚注中加以解释。理雅各对动植物及人身各象的翻译颇为精彩,也为中国读者从“译象”角度理解《易经》提供了不同视角。

理雅各跨文化阐释中被异化的中国知识

本文从汉学主义的视角出发,结合理雅各对孔子“不诚”的指控,深入挖掘其在跨文化阐释实践中生产的被异化的知识的内在逻辑——宗教无意识。受无意识的宗教意识形态影响,理雅各生产的被异化的中国知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基督教视角下对孔子思想的解读,以“耶”律“儒”式的比较,以及徘徊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行为。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译者风格研究——以理雅各、华兹生英译本为例

基于语料库技术,该研究自行构建一个小型语料库,并利用Antconc4.2.0检索软件对《论语》两个英译本(理雅各和华兹生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专注于词汇和篇章两个层面,旨在探讨翻译目的、译者身份、显化策略以及语言差异对译者风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两译本的译者风格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在共性方面,两个译本都注重强化译文的衔接性,强调添加连词、人称代词主语等方式。在特性方面,华兹生作为学者型汉学家,词汇丰富度更高,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来翻译文化负载词,且显化策略在连词使用上更为突出;相对而言,理雅各身份为传教士型汉学家,他的基督教倾向在译文中更为显著,语篇也更为简洁且流畅。

理雅各《尚书》翻译出版对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启示

通过分析理雅各《尚书》两个译本的出版过程,可知理氏译本出版成功的经验在于适应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采用了专业性、学理性的翻译方式以满足非营利性的出版目的。理氏译本的成功出版对于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有着重要启示,即必须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进非营利化学术书籍的出版、顺应汉学发展的趋势。

副文本视域下译者意向性差异研究——基于理雅各与冯友兰《庄子》英译本对比分析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道家学说汇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典籍奠基之作。因此,《庄子》英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庄子》英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百余年间,国外传教士、海外汉学家、华裔学者与中国学者等译者群体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二十多个《庄子》英译本。目前的研究中鲜少有关于《庄子》中国本土译本与汉学家译本的对比研究,且大多数研究有关于译者主体性、译者声音和译者风格,涉及译者意向性的相关研究甚少。意向性源自中世纪学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简而言之,人头脑中的想法会影响实际行动。意向性包括主体、客体和活动。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以意义转换为方式,意义再生为任务。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翻译生态链的重要部分。此外,副文本与正文紧密相连,是正文的补充内容,充当着作品、作者、出版社和读者之间的纽带。副文本也有调节作用,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内副文本位于文本内,包括封面、题目、序言、注释、出版信息、附录、插画等。外副文本是译者和出版商给读者的相关信息总结,例如采访、翻译注释和书评。同时,副文本形式多样,非常灵活,能更好体现出译者意向性。因此,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和冯友兰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学者型译者和致用型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呈现的意向性差异。研究发现,二者由于身份背景和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呈现的翻译意向性也存在较大差异。理雅各作为传教士兼汉学家,致力于系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呈现“学术型”翻译意向性,而冯友兰作为教育学家兼哲学家,致力于教授汉语,呈现“致用型”翻译意向性。差异化意向性的言语表征层在于副文本的四个维度,即标题、目录、序跋和注释。理雅各采用“深度翻译”策略,副文本内容详实准确,读者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服务于跨文化思想传播的目的。而冯友兰采用“浅描”翻译策略,副文本内容简单,以期读者尽快理解,服务教学任务。究竟孰优孰劣,应充分考虑源语文本的特点、目标语读者的需求、翻译行为之目的。本研究以期为典籍副文本翻译实践研究提供实证案例,丰富相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为《庄子》英译及其它典籍英译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同时给翻译实践和译作评论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于物性结构的理雅各英译《论语》核心词汇对应性研究

理雅各英译《论语》长期被视作翻译中国典籍的标准。以理雅各英译《论语》为研究对象,构建《论语》中核心词汇“仁”“礼”“德”的物性结构,罗列其物性结构中物性角色分布情况,从结构对结构的角度探究词汇的对应性问题。研究表明,在理雅各英译《论语》中,“仁”“礼”“德”的翻译并未与原文取得很好的对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与原文相比,译文会出现物性结构转换和缺失的情况;其二,原文中核心词汇的统一性在译文没有得到保留。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物性结构的应用范畴,为《论语》英译中的词汇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化互动与译者身份建构-以理雅各《中庸》英译本为例

文化是主体身份的内在规约性,主体可以通过与文化的互动建构自己的身份。理雅各通过各种方法建立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之间的联系,用基督教义来阐释、充实、拓展甚至代替儒家思想。理雅各英译《中庸》的目的是汲取儒家思想,以便更好地为传教服务;而当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矛盾时,他会放弃儒家思想而坚持基督教义。文化在理雅各的翻译中无处不在,正是在文化冲突、文化协调、文化顺应与文化互鉴的翻译中,理雅各建构了自己的多种身份,推动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义的互动与交流。中西文化差异悬殊,唯有相互比照,文明互鉴,才能取长补短,相互促进。文化交流需要妥善处理文化因素,化冲突为合作,为文化互鉴寻找对话的舞台,帮助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理雅各翻译思想及其历史人文价值

英国著名传教士、翻译家、几十年研究中国典籍翻译的汉学家理雅各,基于多年文化典籍的阐译实践过程,以文化语境为核心将中国典籍进行深度翻译,为儒学的世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过程依然面临着异质文化冲突、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符号学与诗学之争,理雅各中西合璧的“以意逆志”客观典籍翻译思想,在当代译学发展中既有实践翻译的人文价值,又有坚守翻译精神的历史传承价值。深刻理解并研究理雅各翻译实践的文化认知和翻译思想的历史人文价值,可以为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带来新的思考。

理雅各《论语》英译的概念化透视

从范畴学角度看,翻译是范畴之间的转换过程,翻译过程就是将原文带入译语范畴内进行分类处理,即再范畴化的过程。理雅各《论语》英译本的成功,在于他选择了恰当的翻译策略在译本中分别建构了原生态、次生态和新生态的概念框架。概念框架的建构,确保原文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在译文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再现,译语读者藉由概念框架完成从源语文化到译语文化的认知,从而达成对原作的全面认识。概念框架是连接原文和译语读者的桥梁,译者要构建完整的概念结构,需要充分考虑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种种关联因素,善于填补文化缺省,在译语文化中重塑源语文化的筋骨,实现原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重生。

《易经》理雅各译本归妹卦阅读札记

一、义与象:归妹卦总说与其他各卦相比,归妹卦和渐卦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各爻无论阴阳,均被视为女子。《周易折中》云:“此卦(按即渐卦)之爻象,与归妹同。不择阴爻阳爻,皆有妇象也。先儒见三、五两阳爻皆言妇,故于三则以妇指四,于五则以妇指二。今推爻意,盖三五皆取妇象。”

朱利安对理雅各翻译思想的反思——以理雅各《中庸》译本为中心

法国汉学家、哲学家朱利安在他的译注作品《中庸》中,对以理雅各为代表的汉学家对《中庸》的翻译与注释进行了总结。朱利安认为理雅各的《中庸》译本带有西方思想固有概念、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烙印,因此他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在反思理雅各翻译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中庸”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概念具有兼通形上、形下的全面性;它不以二元性而是过程性的思维看待问题;它不以上帝为唯一绝对的价值,而是带有“内在超越”“天人相合”、重过程、“时中”等价值取向。朱利安对理雅各翻译的反思既观照了西方思想“未思”之处,也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理雅各《易经》与《诗经》译本中“易象”与“兴象”的翻译对比研究

《易经》和《诗经》作为“五经”中的两部典籍,分别代表中国传统哲学元典和诗歌元典。《易经》“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的思维模式及表意特征与《诗经》“六义”中的“兴”有相通之处,即《易经》中的“易象”与《诗经》中的“兴象”在意义与作用上有所关联。理雅各对《易经》和《诗经》中重合意象的翻译处理不具有一致性,在阐释过程中更注重意象独特的语境意义。

理雅各和林语堂的《礼记》英译本对比分析--以翻译伦理为视角

以翻译伦理理论为指导,对《礼记》的两个英译本,即理雅各、林语堂的译本进行比较,具体从译者动机、责任履行和交际效果三个方面探讨两个译本的异同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以期为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提供一些借鉴经验。

厚重翻译视域下理雅各《大学》英译本中的副文本研究

在理雅各《大学》英译本中,注释占据了译本的大量篇幅。该译本在形式上与原文基本保持一致,大多是字对字、词对词的直译,对于原文中的中国特色词语和一些晦涩难懂的词句,译者主要通过注释的形式加以补充呈现。这些注释就是译文之外的副文本,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译者的翻译观,同时也能为读者清扫阅读障碍。本文从厚重翻译的视角出发,研读理雅各《大学》英译本中的副文本,总结其内容和特点,期望能为《大学》英译研究带来启示。

《论语》英译与中西思想对话——以理雅各英译本为例

以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论语》英译本为中心,梳理了译者通过其翻译活动阐释中国核心的哲学思想。理雅各的翻译活动推动了中西交流过程中的相互包容与融合。他的译本也成为19世纪中西对话的重要媒介,为西方社会理性、客观、科学地看待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架通了桥梁。通过研究《论语》英译有助于中国文化典籍的传播,服务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话语竞争力,反推西方汉学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态度,寻求中外译者的协同交流。

《诗经》英译显化研究——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独特魅力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喜爱。自18世纪以来,《诗经》英译版本陆续出现,扩大了《诗经》的影响范围。其中,英国翻译家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影响广泛、独具特色。在《诗经》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笔墨去诠释与复原原文,才能够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作之意。该文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以克劳迪显化方式为划分方法,从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性显化3个方面,研究显化在译文中的应用,以期对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显化”现象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理雅各“以意逆志”新释中的译者主体性

“以意逆志”是由孟子首先提出的诠释学名词。从古至今,这一理念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目光。著名汉学家理雅各更是创造性地将这一理念运用于翻译实践中。近年来随着译者地位逐步回归,译界不乏对于“译者主体性”的探讨。笔者认为,“以意逆志”作用下译者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翻译策略的自主选择,都是其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该文对此做进一步讨论。而译者发挥主体性多出于文化的考量。因此,笔者还探讨了此种创新性应用对于文化传播的启示,以期为新时代跨文化交际、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发掘有益价值。

理雅各《中国经典》翻译缘起及体例考略

理雅各五卷本《中国经典》,每卷都有一篇付印前言。这些前言就内容而言,多涉及其翻译缘起、翻译方法体例及相关事宜;而就其功能而言,则构成了《中国经典》的有机部分。这些文献与“中国经典”一起,共同记录并见证了维多利亚时代一个英国传教士兼汉学家走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经典的途径及其跨文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既非殖民主义者对待殖民地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汉学家的“东方主义”,而是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更深沉的跨文化交流的渴望与关怀。

理雅各英译儒经的特色与得失

理雅各英译儒经是汉学界和翻译史上纪念碑式的作品,理氏译本在阐释、翻译、注释、绪论、文体诸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译者忠于原作、贴近原语、善为读者考虑;但理译也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