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乐谱第一卷——琵琶定弦验证

敦煌乐谱的译谱问题,是多年来海内外音乐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而较早探索此问题且影响较大者的学者当中,日本的林谦三先生的贡献是众所公认的,他对敦煌乐谱第一卷十曲琵琶定弦问题的推定,曾引起学术界人士的很大兴趣,但时隔不久,他又亲自推翻了他原先的推定,给这个问题蒙上了一层扑溯迷离的雾障,为廓清迷雾本文作者集中对林谦三氏的两次不同推定进行了再次验证,以期求得正确的答案。

敦煌乐谱琵琶定弦解析

敦煌乐谱三组琵琶定弦的正确与否,对于整个乐谱的解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定弦的选择则来自乐谱的谱字、音位、琶音、演奏法诸方面。从[日]林谦三开拓以来现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真正要达到解译整个乐谱的彼岸,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尤其是伯字3539敦煌琵琶二十谱字和伯字3808敦煌乐谱之间的关系,尚需进行艰苦、细致的研究,以期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另外,如何把隋唐燕乐的有关理论和敦煌乐谱的解译与演奏实践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十分必要且极有价值的。笔者想从有关敦煌乐谱琵琶定弦的筛选,来解析乐谱的琵琶定弦、谱字位、演奏指法及调性调式等方面的问题,作一初步的探求。

林谦三的敦煌琵琶谱第一组定弦研究

《敦煌琵琶谱》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三种琵琶古谱。1909年法国伯希和(P.Pelliot)将其拿回法国,现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林谦三最早把《敦煌谱》作琵琶谱来解读。他于1937年在平出久雄协助下开始对《敦煌琵琶谱》和《天平琵琶谱》进行研究,1938年写成论文《琵琶古谱的研究——〈天平〉、〈敦煌〉二谱试解》。其后,1955年林氏发表了《Study on Explication of Ancient Musical Score of P’i-p’a Discovered at Tun-huang,Chi-na》(《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1957年又增订成《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一书,由潘怀素译成中文后,连同二十五首译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1969年林氏又发表了最后的修订本《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笔者在学习了林谦三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之后,拟对其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方法作进一步的探索,本文着重考察林谦三对于P.3808卷《敦煌琵琶谱》第一组十曲的定弦研究。

论燕乐琵琶乐调的实质性转变

从隋朝郑译与外来苏祗婆乐调的对应(587)起,燕乐调在琵琶上是经过几次转变的:一次是由同宫系统转向同音异名多调性运用,到唐天宝十三载(754),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时,已显示出了这种转变。另一次是大约在武后与玄宗之间(624—762)或玄宗末年与中唐之间(762—839),四弦四相琵琶定弦总体降低了四度,前者保留在当今福建南琶定弦上;后者即为北琶广泛采用,更促进了多调性的运用。再一次是在四弦四相琵琶总体降低四度之后,明确了低大二度的双调定弦法,这大概是中唐以后才形成的格局。至此,这些均是围绕拨弹乐器琵琶进行的。但约中、后唐至宋朝,由于主奏乐器转移到吹管乐器筚篥与笛上,乐调理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如那时文体上出现游戏式的回文诗、璇玑图那样,音乐上也有类似游戏式的乐调排列,其实,这与真正乐调的发展并无什么特别的关联,相反,则造成了燕乐不用徵调以及角调位置认定等种种谜团,成为燕乐调的千古之谜。

验证《敦煌曲谱》为唐琵琶谱

引言 1981年12月,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同志在山东省民族音乐学讨论会上,作了题为《敦煌曲谱研究》的学术报告,简扼地阐述了他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破译《敦煌曲谱》(以下简称《曲谱》)的结果。并根据新译谱探索了这套由二十五首分曲组成的唐代大曲,在调式、调性、音阶、节奏、曲式方面的特点,及与唐代辞曲形式的关系。该报告由1982年第一期《音乐艺术》公诸于世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很自然也有人对此提出种种疑诘。为有利于正确认识《曲谱》的原貌,我们认为对叶栋研究成果的准确性有必要进行验证。这里首要的前提是,《曲谱》的属性是否真如林谦三早年研究所得,现又经叶栋再次认为的那样。

敦煌乐谱《品弄》

本文通过ｐ．３８０８敦煌乐谱第一、第二首乐曲的比较分析，以论证第二首乐曲标题原卷脱落的是一个“品”字，和第一首乐曲同名为《品弄》；两首乐曲的琵琶定弦为Ｂｄｇａ；第一首和第二首尾段在补入原谱所缺的拍号后其基本拍子合今四四拍子，第二首头段合今八四拍子．据此。

日本雅乐溯源

研究日本雅乐的渊源以及与唐代俗乐的关系,对研究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燕乐,是有极大帮助的。尤其是研究那时的主奏乐器——四弦琵琶上的燕乐调布局、定弦变化、音阶时应等,可以为解开燕乐之谜打开有效的通道。

敦煌乐谱《倾杯乐》

Ｐ．３８０８敦煌乐谱中两首同名的《倾杯乐》是验证此乐谱第一卷十曲琵琶定弦的关键，本文在前文（《敦煌乐谱第一卷琵琶定弦验证》）的基础上对两首《倾杯乐》原谱重作校勘，并对其曲式结构再作分析，再次论证采用＂掣拍＂解译敦煌乐谱和其第一卷定弦应取Ｂｄｇａ的合理性。

敦煌曲谱是唐大曲结构吗——与叶栋先生商榷又一题

叶栋先生对《敦煌曲谱》之研究,在许多基本的重要问题上承继了日本学者林谦三的研究成果,例如,确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长卷古谱为琵琶谱;确认敦煌曲谱二十五首分为三组,显示三种不同的定弦;第二、第三群的琵琶定弦;对二十谱字的解读,等等。叶栋先生本人提出与林谦三先生见解不同之点,主要有以下三点: 1.第一组琵琶定弦,叶先生将林谦三先生的Bdga说改为dfgc^1说,后又改为df^1bc^1,这样,其音程关系不变,实为将林氏Bdga定弦移高一个小三度。①对此说我国学术界早有专家提出商榷。

祖氏音阶与“敦煌曲谱”之译、解

唐·贞观年间，太常卿祖孝孙奉命以正宫调，始创大唐雅乐，由此而产生了祖孝孙音阶及其旋宫体系。这一乐学上的举措不仅涵概了唐代所使用的雅乐全音阶，而且唐俗乐二十八调也被囊括其中，并统一用其它调个名法进行阐述。不仅如此，分析研究表明，解译"敦煌曲谱"的定弦，若采用祖氏音阶为依据，则更能贴近和反映唐代音乐的原貌。

敦煌,古谱梦——浅析对陈应时教授《敦煌乐谱解译辨证》古谱解译的理解

"天书"的古说译,解之繁难,对古谱谱字音位的理解,对乐器类别的辨识,对乐器定弦的研究,到对"口""、""丁"符号的解释,众说纷纭,最后在陈应时教授《敦煌乐谱解释辨证》中得以译谱的关键。

琵琶的定弦问题

编辑同志: 琵琶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弹拨乐器。随着弹拨乐器的发展,琵琶这一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乐器也进行了很多改革,比传统技巧有了很大发展。我是一位琵琶爱好者,我在琵琶练习当中发现一种情况。

敦煌琵琶谱的解读

林谦三是日本的著名音乐学者,在他的著作中,有《隋唐燕乐调研究》、《东亚乐器考》等书曾被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林氏从1937年开始,就对敦煌莫高窟的古代乐谱进行研究。1938年发表了《琵琶古谱研究》为题的论文。1955年在上文基础上用英文写成了《中国敦煌古代琵琶谱的解读研究》。1956年又在上稿的基础上增订成《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一书,经我国学者潘怀素据他的手稿译成中文,于195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惟印数尚不及一千,现今已很难找到。1969年林氏根据他新的研究成果,再次对稿本进行修改,写成《敦煌琵琶谱的解读》,收在他所著的“雅乐——古乐谱的解读》一书里。在书中主要修改之处是:把敦煌曲谱第一群十曲的琵琶定弦,由原来的B、d、g、a改为E、A、d、a。这一改动使前后第一群十曲两种译谱迥然相异。另外还有一些符号方面的问题。在书中林氏还说:对于敦煌曲谱中的若干演奏符号的意义,“现在还只能对它们作某种程度的想象而已,尚有待于今后逐渐解明。”所以“关于本谱的谜,笔者相信已多少把它弄明白了一些,但实际上只是提出了问题,还须等待将来作彻底的解决。”所引的这两段文字表明,林氏以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对待他的探索工作,并打算把这一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只是这一延续三十多年的探索。

评《敦煌曲谱研究》

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同志于1981年12月3日在山东音协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敦煌曲谱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之后,《音乐艺术》1982年第一、二期分别发表了叶栋同志的《研究》全文和总标题为《敦煌唐人曲谱》的二十五首译谱,引起了各界对敦煌曲谱的关注。《音乐研究》1982年第三期发表了毛继增同志的《敦煌曲谱破译质疑》一文,对《研究》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笔者不同意毛继增同志的看法,写了《应该如何评论【敦煌曲谱研究】——与毛继增同志商榷》一文(载《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2年第四期)。因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对《研究》一文进行评论。本文专就《研究》

敦煌乐谱《水鼓子》

在现存的P.3808敦煌乐谱中,有两首同名的《水鼓子》。一首是在第二卷中的《水鼓子》,总序号为第18曲;另一首是在第三卷中的《水鼓子》,总序号为第25曲。这两首同名乐曲,从谱面上来看,它们各自每一乐句所用的音高谱字均不相同,但经日本学者林谦三推定了这两首乐曲的琵琶定弦之后,它们的旋律骨干基上能够相重合,只是调高有所不同。这样,此两首乐曲的存在,又反过来证明了林谦三所推定的琵琶定弦绝对正确。

日本残留的唐乐乐谱

据《民族民间音乐》1988年第1期发表的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的文章(樊一译)载:唐代的音乐虽无法留下音响资料,但尚有乐谱遗存。此类资料,有敦煌出土的琵琶谱,有京都阳明文库所藏之平安朝的抄本——五弦琵琶谱,还有在正仓院的一件文书背面上所写的名为“番假崇”的琵琶谱等。以上乐谱与西域音乐有较大关系的是五弦琵琶谱。奈良朝的音乐与唐代有直接关系,而平安朝初期的乐谱是以奈良朝的乐谱为基准的,故欲探求唐代音乐,应参考平安朝的乐谱,此类资料,有源博望(918—980)的《长竹谱》(笛谱。见《新撰乐谱》)。又,今宫内厅书陵部藏有两件琵琶谱:一为藤原贞敏(807—867)入唐求学,依据唐乐谱所撰之有关琵琶定弦法的《琵琶诸调子品》(今存者为平安朝末期抄本);一为清和天皇之子贞保亲王(870—924)

有感于敦煌古谱“成功解译”﹄

有感于敦煌古谱﹃成功解译﹄高德祥近期以来，有多家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各种报刊对席臻贯先生解译敦煌古谱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予以很高评价，并称他的“敦煌乐神”，盛赞如何走进“天门”，揭破了“天机”，因而“终于找到了真正破译敦煌古乐之方法，所译乐谱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