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阳腔《琵琶记》的宫廷演出

过往清宫戏曲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连台本戏、节令戏存在昆弋并用的情况,而较少关注民间传入的南戏或传奇作品的弋阳腔演出。通过对弋阳腔《琵琶记》演出记录的梳理,得知清代前期与后期所演《琵琶记》折出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帝后好恶的转变和民间演出风尚的影响直接相关,而弋阳腔折子在宫廷的演出也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同时,以现存宫廷《琵琶记》剧本来看,不仅有弋腔单折,还有弋腔本戏,而且单折与本戏对应折出的内容基本一致,说明弋腔《琵琶记》存在一个改编为本戏到拆分出单折上演的发展过程。重新发现的《琵琶记》本戏是对明代通行本、选本和民间弋腔流行折出的综合,使用昆弋两腔交替演唱,使得研究者可以一窥清代前期宫廷改编南戏或传奇作品的基本方法。

明清时期《琵琶记》评点特征及其理论聚焦

刊刻于明清时期的《琵琶记》剧本绝大多数为评点本。除了文化普及,评点本《琵琶记》还呈现出文献性、评比性、对话性与宣传性等特征。《琵琶记》的曲学建构主要集中于剧本创作论和舞台表演艺术论两个层面,其中,表演艺术论不仅弥补了其他曲学著作的不足,而且对当时以及现在的戏曲表演而言,仍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性和实践操作性。

彭俐侬、范正明版在情节方面对高则诚《琵琶记》改编

《琵琶记》源于民间故事《赵贞女蔡二郎》,元末作曲家高则诚将其编写成四十二出的南戏。随着时间流转,《琵琶记》也在各个剧种中开花结果,各剧种依托着自身特色,对《琵琶记》进行了艺术性再创作,彭俐侬、范正明改编版湘剧《琵琶记》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本文借此成功案例,浅析传统剧目改编湘剧的经验,以期推陈出新。

译者声音视角下《琵琶记》的英译研究——以莫里根的译本为例

高明的《琵琶记》被誉为“南戏之祖”,本文以译者声音理论为指导,以《琵琶记》的莫里根译本为个案,从文本内和副文本两个层面入手,考察译者在两个维度的发声。研究发现:在文本内层面,译者通过将原文含蓄信息显化,人称的转化与增添,以及对戏剧体例的独特处理体现了译者的声音;在副文本层面,译者通过导言和注释对文本内的重要信息的解释进行跨文化交流。本文期望对《琵琶记》译本的研究能提供新的视角和补充,拓展人们对于这部作品的理解和解读。

从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到传奇《琵琶记》

文人传奇《琵琶记》与民间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题材相同,但故事结局、剧作主题、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等已发生了彻底转变。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剧分别作为文人之作和艺人之作的不同。由于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赵贞女蔡二郎》与《琵琶记》在偏重于情感宣泄或理性思考、声讨或回护文人阶层的立场以及美学旨趣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高明及其《琵琶记》

元末高明的《琵琶记》是在"宋、元旧篇"《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主观意图是表彰"子孝共妻贤"。其与原作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将马踹五娘、雷打伯喈的结局改为"一夫二妇,旌表门闾"的结局,充分表现了蔡伯喈的内心矛盾、软弱性格和苦闷心情,塑造了赵五娘这个善良纯洁、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和责任感的悲剧典型。剧本的具体内容超越了作者的主观意图。《琵琶记》采取强烈的对比手法表现现实生活,语言优美,曲辞富于表现力,是戏文中首屈一指的杰作。

明刊本《琵琶记》版画插图风格研究

本文通过对明刊本《琵琶记》不同版本的版画插图的梳理,探讨其不同时期版本的风格特征和表现形式,并通过明刊本《琵琶记》的版画插图论证明代版画的演变过程。

南戏《琵琶记》遗存考

本文除对散存各处的不同版本《琵琶记》予以考究与统计外,着重介绍《琵琶记》在近代各地方剧种特别是高腔系统中的流播与演出情形,以见其遗存之富与传唱之盛。全文分“古本”的遗存、“通行本”的遗存、“选本”的遗存、在地方剧种中的传唱等四部分。

论《审音鉴古录》中的“戏曲导演意识”——以《琵琶记》为例

《审音鉴古录》是中国古代戏曲"第一部专门的导演著作",为中国古代戏曲提供了早期戏曲舞台的"导演意识"。本文试以《琵琶记》选段为例,从构成当代戏曲舞台的三位主体——导演、演员、受众出发,来分析《审音鉴古录》所具备的早期"导演意识",从而以古鉴今,引发更多对当代戏曲舞台导演艺术的思考。

新发现疑是元高明《琵琶记》本事之“词话体南戏”《戏孝琵琶》

元高明《琵琶记》的本事来源,以往均以南戏戏文《赵贞女蔡二郎》为是。新近发现与元明"叙述体"说唱词话相同的清写刻本《戏孝琵琶》曲本,笔者通过其所含有的《赵贞女蔡二郎》"雷诛"语言因素、赵五娘"孝"思想等因素,发现《琵琶记》较其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因素,既包含南戏"代言体",也包含说唱词话"叙述体",其写刻所依之原始唱本当属于早期元代说唱词话与南戏相衔接范畴,这对于《琵琶记》本事的来源研究,以及元代说唱词话向南戏、元杂剧的过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琵琶记》：悲剧的制造与消解

《琵琶记》的“翻案”是对原文本的一种“范型重铸”，它试图通过儒家人格价值的建构，为社会提供一种“合成”的关怀系统。但“三不从”的戏剧冲突却造成本文深处“情感”与“伦理”对峙的二元结构；而且“全忠全孝”的求全构想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忠孝之间的价值抗衡永远无法消解。从蔡伯喈和赵五娘身上，可以读出许多不同的意味来，前者是一个两套话语的矛盾集合体，后者则是一个文化的构作。

《琵琶记》盛行全明原因探析

高明《琵琶记》向被誉为“南戏之祖”,在整个明代一直走红。学戏以《琵琶记》为先,作剧以《琵琶记》为样板,各声腔剧种纷纷移植《琵琶记》。《琵琶记》盛行全明的原因至少有四点:第一,著名的正宗文人参与创作,从而大大提升了南戏的地位,掀开了文人创作南戏新的一页;第二,《琵琶记》立意好,八面玲珑,人见人爱,适合社会各阶层观众群体审美趣味;第三,《琵琶记》语言美,雅而不古,俗而不土,表现力强,富有韵味,雅俗共赏;第四,《琵琶记》带动了众多地方声腔剧种走向成熟、繁荣。

析穆儒丐《琵琶记》的“忠”“孝”“义”“理”

穆儒丐的《琵琶记》是满族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小说,通过考察《琵琶记》中形形色色的众生相及围绕其所展开的主要事件,论述了赵五娘和蔡太公的"忠",赵五娘身上的"孝",张大公和尼姑庵庵主的"义",以及蔡太公和蔡安人的"理"。

《琵琶记》意义新探——兼谈悲剧的形而上特质

现代有关《琵琶记》意义的诠释,包括当前主要的"伦理矛盾说"和"性格缺陷说",皆未出"五四"以来现代话语结构中对传统儒家思想及国民性批判否定的层面。而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重要悲剧思想,无不强调悲剧的形而上特质,其中包括终极性认识和终极性超越两个方面。作为经典悲剧作品,《琵琶记》具有较之以往理解更为普遍的深层诠释空间,其间所表现的父子之间"孝"与"孝",君臣之间"孝"与"忠"的冲突,从根本上来说,展示了理想价值体系在具体时空当中的分割、对立和冲突,体现了有限中的人对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个更深层次的诠释,不仅丰富了《琵琶记》的意义,而且能够加深对悲剧本质的认识。

善与善的冲突:《琵琶记》的伦理世界

《琵琶记》中的情节疏漏并非只是剧作学问题,而是高明有意识地避免将蔡家悲剧归结到牛相身上,从而由中国古典戏剧中常见的个别人物之间的善恶冲突,转向更深刻而普遍的善与善的伦理冲突。通过高明的精心设计,《琵琶记》中的伦理冲突恰好覆盖了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三种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相较于剧中实际展示的价值不可通约、苦难无法补偿的伦理困境,开篇所谓的"风化之旨"几近于虚饰之辞。

关于高则诚《琵琶记》的评价问题

关于高则诚《琵琶记》的评价是历史形成的,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明改本的出现,使评价问题进入误区。建国以来,对《琵琶记》的评价常陷入自我矛盾之中。本文从8个关于评价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从而肯定它从南戏过渡到传奇在文学表现、格律进步、体例完备等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它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厥旨渊放 归趣宜求——《琵琶记》复杂面貌成因索解

《琵琶记》主题与人物的争论 ,自其问世以来 ,始终没有停止过。本文试从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特征、故事原型和作家创作意图对作品主旨的影响等方面重新观照作品的能指与所指。追根溯源 ,探索和归纳造成该剧复杂面貌和多向意蕴的深层原因 。

元明戏曲观念之变迁——以《琵琶记》的评论与版本比较为线索

从文本比较和各种批评观点的比较中理解和把握戏曲史，这是一个有待拓展的课题。本文试以《琵琶记》为例，从明清人的改动和评论，从版本的差异，剖析其间对于戏曲认识的差别和戏曲观念的变化，以图为重新认识《琵琶记》

《琵琶记》情节纰漏成因探析

对于《琵琶记》的情节纰漏问题,明清以来多有批评和辩护,但未对其成因予以深入的探析,且所据例证并不详尽,这有碍于对此问题作出合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判。在以陆抄本为中心梳理《琵琶记》各版本的情节纰漏基础上加以判析,可发现造成这些情节纰漏的原因有三: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的遗留;高则诚改创过程所致;明人抄改过程所致。《琵琶记》的情节纰漏问题反映出民间南戏向文人南戏过渡、发展过程中带有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规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