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认定的误区与厘清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是司法机关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认定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高度依赖律师参与、非法证据认定比例低且以言词证据为主、瑕疵证据认定比例较高且以实物证据为主等特点,面临混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因“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标准难以把握导致非法证据降格处理、瑕疵证据补正方式不规范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应当明确界定瑕疵证据的具体形态、补正方式和范围,明晰部分证据种类的排除规则,同时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前过滤功能,落实庭审实质化。

刑事瑕疵证据补救的实证观察

通过实证观察,侦查阶段较大数量的案件或多或少地存在瑕疵证据,而审判阶段法院要求控方补救瑕疵证据的案件数量却仅占存在瑕疵案件的7.5%。控方对证据瑕疵的补救方法主要集中在"重新制作"与"情况说明"两种;瑕疵证据在补救措施和理由普遍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仍有93.2%被法院采纳作为定案的依据。对上述现象可以从诉讼构造、结果考核、利益驱动和规则的操作性角度进行解释。应当建立庭审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健全法官评价机制、完善瑕疵证据规则的操作程序,以构建瑕疵证据补救规则保障机制。

刑事诉讼瑕疵证据的合法性转化

证明资源的有效性和刑事侦查的时限性,决定了对瑕疵证据进行合法性转化的必要性。但是为防止瑕疵证据合法性转化的随意性,造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被消解的危险。在对瑕疵证据进行补正转化的过程中,首先应当明确瑕疵证据的补救标准及其概念内涵,其次应当对瑕疵证据的补救程序、补救范围、补救措施的运用及相关法律后果等方面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补正的若干操作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补正必须具有严谨可行的操作规范,才能避免随意性。控方必须以明示方式提出补正瑕疵证据的申请,并由法官裁判是否允许,对于不属于瑕疵证据的非法证据,应当直接排除;瑕疵证据经补正后,仅获得证据能力,并非直接成为定案根据;对于欠缺真实性保证条件的瑕疵证据不应再进行补正,而应当予以排除;对于瑕疵证据的合理解释的缜密程度应与合法取证期待可能性成正比。

侦查阶段瑕疵证据问题探讨

当前,侦查阶段的瑕疵证据主要表现为:总体上普遍存在瑕疵证据,但就个案而言瑕疵证据数量并不多;瑕疵证据集中在实物证据,且主要是书证类瑕疵;言词类瑕疵证据数量较少等。存在瑕疵证据的原因是:法律规定的矛盾造成对瑕疵证据认识不统一,办案压力导致侦查机关取证粗糙,辩方对瑕疵证据的制约作用十分有限等。有效减少和规范瑕疵证据要求,法官要充分认识到审查瑕疵证据的重要性,解决法院审查瑕疵证据的时间问题,注重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及审查等。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为我国社会所关注,其所蕴含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理念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体现。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与非法证据相伴而生的还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试论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

本文通过对狭义瑕疵证据及其证明力的辨析,反驳了在此问题上的许多片面观点和认识,强调了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对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对瑕疵证据一律不得采信,瑕疵证据不能成为定案的根据。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界定与排除规则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并非同一概念 ,是刑事证据一种特殊形式。我国现已有瑕疵证据制度的相关立法基础 ,但还有一定的缺憾 ,而完善相关立法的关键在于导入现代诉讼理念和运作规则。

我国瑕疵证据制度的风险及防范

瑕疵证据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国侦查机关不规范取证的形形色色。然,瑕疵证据制度的出台不应当是为了发展出更多瑕疵,而在于规范和减少瑕疵证据。由于对"瑕疵"标准缺乏合理并具可操作性的界定,可能会导致瑕疵证据适用的泛化,不利于规范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和实现司法纠错功能。要寻求减少瑕疵证据的路径,需要科学界定瑕疵的判断标准,完善取证制度,提高取证质量,细化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完善瑕疵证据的审查程序。

刑事诉讼瑕疵证据解释与补正程序改造

瑕疵证据的合法性转化极具理论与实践意义,《死刑案件规定》和与之配套的《指导意见》生逢其时。但是,由于瑕疵证据解释与补正的程序规定存在理念缺失、价值错位、程序虚无等问题,致使司法实践矛盾丛生。因此,对之进行合理化改造乃当务之急。理想的改造方向为诉讼化改造。具体思路是:统一由法官来进行瑕疵证据补正审查,审前阶段和审理阶段瑕疵解释与证据补正审查法官分离,允许当事人积极充分参与,对审查结果提出异议的当事人设置申请重新审查的救济途径,对假借补正恶意妨碍诉讼的侦控机关责任人和当事人设置惩戒机制等。相应地还需对相关制度做出合理安排。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审查与运用——以探索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为视角

根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带有瑕疵的证据材料在不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经过补正或合理解释,可以获得证据能力。那么"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关系以及"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如何解释都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从探索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出发,以对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例的解析为脉络,提出裁判者应当尽力寻找法条的规范保护目的,通过"实质性权衡"的途径判断瑕疵证据的证据能力,为实践中审查瑕疵证据提供一个具有一定理论说服力和操作可能性的框架。

法律文本与司法实践:瑕疵证据问题研究

瑕疵证据规则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系统规定了瑕疵证据的相关规则,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发展的逐渐成熟。然而由于瑕疵证据的外延、转化及限制等方面存在不足,以至于实践中大量的非法证据转化为瑕疵证据,使得非法证据及瑕疵证据规则整体失灵。对此,应当通过进一步完善瑕疵证据规则,限制瑕疵证据转化方式等内容,确保本次刑诉修法精神落到实处。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视野下瑕疵证据的补救规则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此在法律的层面确立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取证程序瑕疵采取补救性排除的基本规则。

瑕疵证据与“排除合理怀疑”之关系初探

瑕疵证据应作扩大性理解,有关取证主体、程序、方式等任一方面违反法律规定,情节轻微可予补救的,都应属瑕疵证据之列。它性质属于证据法事实。瑕疵证据跟非法证据应在合法性证明中适用统一标准。合法性证明应适用最高之证明标准。当"排除合理怀疑"被间接引入我国刑诉法后,被赋予了中国意义,是"证据确实、充分"之主观、前提判断标准。

瑕疵证据的界定问题

对瑕疵证据进行明确的界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要做到在理论上明确界定瑕疵证据的内涵,就需要理顺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的核心区别,厘清瑕疵证据自身的基本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瑕疵证据,首先,要根据现行立法关于瑕疵证据的正面规定来认定;其次,可以根据现行立法有关侦查行为操作程序的规定进行反向推断;最后,在特定情况下还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来做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裁断。

论民事诉讼瑕疵证据及其可采性的判断

本文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视角界定了瑕疵证据的概念,论证了瑕疵证据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可采性的判断标准,分析了瑕疵证据被采信的运用效果,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法教学中的讲座插入式教学——从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之界分说起

笔者在刑法教学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知识点并不是三五下就可以说清楚的,特别是很多问题如果单纯从知识性的角度来讲述,抽象又难绕。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老师采取案例教学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毕竟没有历经过,很难把问题讲透彻。在这种情况下,极其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安排一定的时间和经费,插入一个讲座,即邀请全国知名的法官或者当地法院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官来学校给学生做专题讲座。

瑕疵证据新解——以瑕疵证据的地位为视角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瑕疵证据理论是证据法学界的大事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瑕疵证据"的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治愈规则也备受争议。就实质而言,所谓瑕疵证据应是一种证据取得禁止规则,它规范着相关国家机关的行为,其与非法证据产生重大分野,取证行为瑕疵的出现并不当然导致证据的排除,瑕疵证据可以通过相关治愈规则恢复证据能力。

刑事瑕疵证据补救的法理分析

刑事瑕疵证据补救规则作为一项程序性制裁制度,是我国现有证据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惩罚犯罪与正当程序价值权衡的产物,是调和刑事诉讼中发现实体真实与保障人权关系的折衷。我国没有完全照搬国外的非法证据裁量排除规则,而是要求控方补救瑕疵证据,既是为防止我国非精英化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减少证据错误认定的可能性;也是对违法取证的程序性制裁,有助于侦查机关加强对瑕疵证据的规范,减少瑕疵证据的出现。

审查起诉阶段瑕疵证据补救程序的完善

瑕疵证据是介于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的一个过渡性证据,经过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可是,在审查起诉阶段,瑕疵证据补救存在范围不合理、启动方式单一、补救方式狭隘、治愈标准不明确等问题。造成瑕疵证据补救不力,既有"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相关制度规定不够具体,也有辩护人参与程度较低与补救不力缺乏追责等方面的原因。为保证审查起诉阶段瑕疵证据补救的效果,应当界定瑕疵证据的补救范围,拓展瑕疵证据补救程序的启动方式,完善瑕疵证据的补救方式,确定瑕疵证据的治愈标准,充分保障辩护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