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批评”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学院文学批评——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

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早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注重于观念的表达和体系的建立,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思。到了30年代,特别是北平的批评界,发出了把批评重心放到作品上的呼声,试图建立起以作品为批评对象的"实际批评"。反思文学批评的过于观念化,注重以作品为对象的具体的批评实践,这样的批评立场背后,其实有很强的学院背景。本文试图以叶公超、瑞恰慈为中心,将大学中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课程,带入到对当时文学批评的考察中去,在勾勒文学批评转向的历史脉络的同时,揭示学院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瑞恰慈与中国文论现代化进程

艾·阿·瑞恰慈(I.A.Richards)文学思想所彰显出的包容性,其理论成熟于中西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性,是其思想能积极影响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原因,也为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和中国文学传统经验对话、融合提供了丰富内容。中国学界在瑞恰慈思想影响下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包括中国文学在文学独立价值、语义分析和文本细读的文学批评方法、综感的审美理想三个层面的现代转换。传统是现代转换的基础,现实需要是现代转换的内在动力,瑞恰慈文学思想对中国学界产生影响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传统形态和中国文学的现实需要同时起着作用。包容儒家"中庸"美学特质的综感审美理想,使193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诗找寻到一种新型的诗美学。而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有所悖离的科学化批评理论,则是在中国学人寻找其与中国文学传统方法、中国语言文学特性的对接点中达到真正的本土化。瑞恰慈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现实的交汇、综合,中国文学传统和瑞恰慈的思想互证、互释,是在巩固、丰富中国传统的基础上的中西汇通,而双向对话中的"舍"与"取",构成中国文论的现代化途径。

I·A·瑞恰慈与中西文化交流

英国现代文论家、诗人、教育家瑞恰慈倾心于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思想情有独钟。他试图建立一种以儒家中庸思想为基础的文学观念,提出了"包容诗"的观念。瑞恰慈在华讲学期间撰著《孟子论心:多义性实验》,中国文化成为其思想结构的重要因素,他认为西方的清晰逻辑,正需要"语法范畴不明"的中国思想方式加以平衡。其所积极推进的基本英语运动在中国的最终失败,源自于这一运动理念与中国文化现代性身份追求的根本矛盾。作为一个典范的实践批评家,其批评理念及操作方法,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体系的建构。

瑞恰慈与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

在新批评派的诸位学者中,瑞恰慈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批评学说由曹葆华等人介绍到中国后,迅速为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语境的创新机制--以瑞恰慈和卡勒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以来,语境理论彰显出巨大的创新机制,主要表现为语境的复义性、再生产性和问题效应。20世纪30年代,瑞恰慈率先突破了传统修辞学的简单“定名法”,提出了文学语境及其“复义的语境定理”。语境的复义性本体论特质,一方面消解了传统语境的单一性、确定性和凝固化,另一方面突破了二元对立思维,以宏观视域和意义的整体性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表层研究与深层研究有机统一起来,为文学文本的创作、欣赏与批评提供了多维广阔的创新空间与方法。20世纪70年代,卡勒秉承了德里达的历史语境观,对语境再生产性理论作出了精粹阐释,指出语境的结构不是封闭、僵化不变的,而是涉连着多重因素和维度,永远处于踪迹的延异状态之中,并且包容了差异性的、不断开放的历史语境,具有再生成新语境的再语境化功能。卡勒凸显了语境的问题效应,走出了一条不断再语境化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

搞学问当如容新芳——读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

我和容新芳相知相识已有三十多年。上大学四年在一个食堂吃饭，留校工作后同住河北大学著名的“四十间平房”，除了上课睡觉不在一室，几乎可说是朝夕相处。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质生活条件较差，大学教师的住房条件更差到现在的“蜗居”者才能理喻的地步。

I.A.瑞恰慈在中国的接受与意义

瑞恰慈是第一位与中国有直接接触的英国批评家。中国学界对现代批评理论的兴趣可以追溯至瑞恰慈1929—1930年间在清华大学的讲学岁月,其时,瑞恰慈所倡导的带有科学特质的文学批评理论与新文化运动以来普遍流行的科学话语相契合,因而在中国学界引起热烈反响。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对瑞恰慈的接受主要切合了对“新批评”的兴趣和当时的形式主义审美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批评原理、文化理想以及与中国的学术交往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在梳理和分析瑞恰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受过程和逻辑的基础上,指出瑞恰慈在中国的接受与中国学术的自身发展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他对于中国的当下意义在于将其理论中所包含的人文理想、科学观念以及跨文化和跨学科意识融入文论创新和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之中。

诗、画、乐:瑞恰慈与钱钟书评论之比较

瑞恰慈与钱钟书都有关于诗歌、绘画、音乐的评论,但他们评论的角度和方法却不一样,前者注重艺术鉴赏中的心理分析,而后者的评论既重视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本体的性质区别,也没忽视具体的艺术创作和鉴赏心理。钱钟书对瑞恰慈的理论有吸收,也有摒弃,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艺术批评现实。

论燕卜荪对瑞恰慈诗学思想的继承、偏离与创新

作为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威廉·燕卜荪深受其导师艾·阿·瑞恰慈的影响。燕卜荪对瑞恰慈诗学思想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全盘继承到逐渐偏离再到独立创新的过程。正是在对瑞恰慈诗学思想的继承与不断偏离中,燕卜荪逐渐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诗学理论。燕卜荪文学批评思想中的"含混"概念就是他逐渐走出瑞恰慈的诗学思想语境,实现理论创新的显证。

中西文化的对话:平等、互补、双赢——读容新芳《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有感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各国人民对相互合作与理解的要求日益增强,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也变得异常重要起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欢迎各国文化产品进入我国文化市场,与我国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在这个大背景下,对世界文化名人I.A.瑞恰慈（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的研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容新芳教授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I.A.瑞恰慈与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的对话及其影响》值得我们认真阅读。

诗歌之美,贵在中和——解读瑞恰慈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

“中和诗论”是瑞恰慈语义美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对诗歌经验与价值从语义学及美学的双重维度作出的探析。本文从形式结构、阅读经验、复义意涵、冲动平衡等层面，以语义美学视角解读与提炼瑞恰慈的诗论观，指出瑞恰慈“中和诗论”的核心是高扬诗歌的中和之美，可概括为诗歌的形式融合之关、音韵谐和之美、意义杂合之美及情感调和之美。瑞恰慈对诗歌的语义美学分析是语言学与美学视域融合的产物，既突出了诗歌的语言形式之美，也彰显了诗意经验的美学价值，更高扬了诗歌平衡人类情感的生存关学功用。

论瑞恰慈对于“美”的语义分析

"美是什么"是美学的基本问题,却在美学史上聚讼纷纭。对美之本质的莫衷一是很大程度上源自"美"的语义网络中存在的语义叠加、语义交错、语义冲突。有鉴于此,英国美学家艾·阿·瑞恰慈从语义学维度将"美"的诸多定义划分为16种典型类别,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语义学美学。指出"平衡"(equili brium)与"和谐"(harmony)是美的最高境界,并得出美就是"综感"(synaesthesis)这一观点。瑞恰慈的语义学美学思想开辟了一条美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具有发端意义。

重审与辨正--瑞恰慈文艺理论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反应

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新审查了三四十年代中国学界译介瑞恰慈的史实,对伊人、曹葆华、涂序瑄、施宏告翻译瑞恰慈的《科学与诗》、《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作品的背景、经过、反响等情况有所辨正,继而对叶公超、温源宁、李安宅、水天同、吴世昌等诸多中国学者理解、接受、传播以及运用瑞恰慈的文艺思想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

文学、批评与大学——从阿诺德、瑞恰慈和利维斯谈起

回顾和梳理以阿诺德、瑞恰慈和利维斯为主线的英国人文主义批评传统,可以揭示出文学、批评和大学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功能、内在联系和交织使命。以阿诺德等人为代表的英国人文主义批评家是文学、批评和大学的开拓者和守护者,批评对于他们是一项关乎文学、文化和教育的事业,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对其发展过程和社会功效进行"价值重估",对于构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文化传承和大学教育新模式将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瑞恰慈实用批评的价值与局限

I.A.瑞恰慈是20世纪英美文学批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将科学与诗、语义学和心理学、交流理论和价值理论结合在一起,使以"实用批评"为核心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成为一个新兴的、制度化的学科。在一个西方文明遭遇世界大战、科学简约主义和大众消费主义的威胁而面临崩溃和分化的时代,他以惊人的独创性重组批评方法和批评修辞,将批评实践与文化救赎和价值判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文学批评和人文主义的重建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本文从思想渊源和批评原理两个维度分析瑞恰慈的实用批评所具有的价值和局限,并说明文学批评之于瑞恰慈的文化救赎意义。

瑞恰慈和1940年代后期平津地区的文论建设

1940年代后期以袁可嘉为代表的受原京派作家影响的平津地区年轻学人、作家展开的文学批评是战后重建中国文学的多种路向中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路向,他们与左翼文学阵营展开的争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有建设性文学价值的论战之一,瑞恰慈思想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理论源泉。袁可嘉等与瑞恰慈思想的主要对接点是文学的兼容性、调和性、开放性,这一对接在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显示出瑞恰慈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论影响的高度。

“中西文论从未有过的接近”——瑞恰慈的《孟子论心》和多重定义法

中西文化之间如何对话,并非纯然的理论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实践及其总结,一步步互参互显、互证互补才能解决。七十多年前,瑞恰慈的《孟子论心》和多重定义法使得"中西文论从未有过的接近",而这种接近是在显示、理解双方的语言、思维差异中完成的,从语言学角度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方法。由此反映出来的开放平等的对话立场和多重定义法在不同文化对话中的切实可行性,至今仍有丰富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科技时代的诗之惑——回眸韦勒克与瑞恰慈之辩

科技与诗 (艺术 )的关系问题 ,是近代中外学术界十分关注、众说纷纭的问题。瑞恰慈在 2 0世纪 2 0年代 ,发表的《科学与诗》等著作 ,根据当时心理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 ,论述了科学发展对诗及诗歌研究的影响。文章以韦勒克对瑞恰慈在这方面的否定性批评为线索 ,试图重新估量瑞恰慈理论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及其失误。认为 ,关注科技发展对艺术的积极影响是人文学者不可推卸的职责。文章还对《科学与诗》在中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

诗学中的“意义”阐释——钱锺书与瑞恰慈、艾略特的诗学理论

根据钱锺书自己的研究,可以看出他早在大学时代便开始关注西方的文学和文艺发展动态了。梳理一下《谈艺录》《、管锥编》和《七缀集》,就可以看出钱锺书对英国诗学理论的大量引鉴,20世纪I.A.瑞恰慈和T．S．艾略特的诗学曾引起过他的深切关注。

朱自清的诗歌批评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对如何借鉴瑞恰慈的语义学来解读中国新旧体诗展开了持续的探索。瑞恰慈的批评理论在中国学界广为传播和译介之际,朱自清主要吸收了瑞恰慈的语义学,并且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本文在梳理瑞恰慈语义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考察了朱自清对其积极借鉴的内在动因和外部背景,进而通过朱自清解诗诸作的前后对照,分析朱自清对瑞恰慈语义学的接受和转变。朱自清从30年代中期对瑞恰慈理论较为直接的借用,到西南联大时期,对语义学的局限性有了深入的反思,在仍然注重诗歌语言意义分析的基础上,为诗歌批评注入了更开阔的研究维度和文学史的眼光,同时广泛吸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中国诗论传统,以及文史考证之学,以融会中西、综合涵容的方式,为新旧体诗的精细解读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