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方新见玺印谈楚官名“柱国”

新见一方“上■邦■事鉨”的官印,印文构形与楚文字相同,风格则较为方正、呆板,可能是秦汉之际故楚地起义军政权所制造。印文记录了两个职官,“上■邦”当即上柱国,为楚国官名;“■事”可读为“家士”,是治大夫家邑狱讼之官。本文认为,楚文字中“■”多假借为“属”,柱国的本义当来源于“属邦”,表示委托国事之意,在设立之初即为重要的职官。柱国初设大致在战国中期,地位仅下于令尹,多由将领担任,主于军事,也负责部分行政事务。战国时期,赵国可能也设有柱国。秦汉之际,故楚地起义军政权承袭楚的旧制,柱国的行政权力扩大,相当于相国。柱国官名历代多有沿用,其官或作为戎秩、勋官,呈现变实为虚的趋势。

介绍一批李晋章旧藏古玺印

天津李晋章旧藏古玺印曾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连载发表,但长期未得到学界关注。这批古玺印中出现了“惕”“■”等新见古文字字形,“■”“粱孙”等新见古代姓氏,以及“苍肩”“莫何”等新见古人名,在学术研究和艺术欣赏方面均有重要价值。本文将这批材料重新分类、编号、考释,再次公布出来。

河南印社藏中原古代金石铭刻选萃·瓦甓

战国山匋尺寸:8cm×8cm×2.2cm三晋陶印迹精丽秀美者多用铜玺压抑,线条齐整,字口清晰,或粗边细文,或边文等粗,与三晋公私玺印制同也。此陶一印多抑,或为陶匠试抑之物,奇异之品。战国成皋尺寸:15cm×3.7cm×1.2cm印抑于盆沿,泥质灰陶。依残件可知器型较大。印章抑于盆沿者较罕见。

《日本横滨北京堂藏古玺印》释文校补七则

《日本横滨北京堂藏古玺印》中的“行□”应释为“行亡(无)羊(恙)”,以无恙为名,源于对身体健康的追求;“■”字应释为“■(桓)”,以桓为氏;“■”字应释为“[讠鸟]”,“[讠鸟]”字未见于字书;“”字应释为“仓”,“左仓”玺为三晋时期的仓廩制度补充了新的材料;“[豕阝]都司徒”改释为“[易阝](易)都司徒”;“史许”改释为“事(史)诱”;“李俱”改释为“李很”。

新见封泥与秦县印制变迁

秦印制度对战国至秦统一的历史进程多有反映,由封泥所见县印切入,可揭示相关面貌,并增进对秦汉、汉唐政治制度演变的认知。秦印称谓经历由“玺”而“印”的变化,时间非以秦统一为界,而在统一前夕。天子印称“玺”、吏民印称“印”,与秦统一“正用字”“正用语”的旨趣尚不尽同,后者属“非制度”行为,故曰“群臣莫敢用”。“通官印”指可通于上的“通官”群体用印,对称概念是“小官印”。“官”指官吏而非机构,“小官印”不是“小”的“官印”,而是“小官”的“印”。秦代“小官印”“少官印”是指少吏所持官印。与后世唐代不同,秦官印主要是吏员印。机构主官用印使用职官省称,凸显机构名称,反映秦主官用印时吏员印、官署印属性合一。秦县、乡印存在不同写法,如“绵者”与“绵诸”、“灋丘”与“废丘”、“卿”与“鄉”,是秦“同书文字”的体现,时代分属统一前后。用字之外,界栏也是判断用印时代的重要参考。秦及汉初“道”官不置乡,或设“部”管理,部印之“部”与马王堆地图所见之“部”的性质相近。

先秦两汉时期涉病名玺印属性探析

在先秦两汉时期的出土材料中,存在人名中包含疾病名称的现象,以玺印文献中最为多见。以往曾认为涉病名玺印为姓名印,并进而认为是医官医人印的观点。但在传世文献中鲜见医官以病为名以示专治某病的记录。从先秦两汉姓名文化来看,以疾病为姓名可以说是一种习俗。对于涉病名玺印的性质,还需考虑多种可能性。它们既有可能属于秦汉时期的医官与医人,是表明身份与专长的象征,也有可能为当时的普通百姓持有,寓避病与祈福之含义。对此,需要综合多方实际材料进行全盘考察,不能仅凭单一的证据下定论。

古璽印中舊釋爲“石”或“[石心]”的“忑”字及相關璽印版本比對

《古璽彙編》(簡稱《璽彙》)3681“■”字,舊釋爲“石”“[石心]”或作未識字,通過字形比對分析,當改釋爲“忑”。“忑”字常見於《璽彙》,然部分璽印版本不佳,通過版本比對及印面翻拍可對璽印進行修復,有助於《璽彙》重編、古璽字典的編纂及研究質量的提高。

《諸子徙信 燕趙璽印》札記(四則)

本文對《諸子徙信燕趙璽印》中幾枚璽印的釋文提出自己的觀點:一、將原釋文爲“喜丞”的“”,改釋爲“厃(尉)喜”;二、將原釋文爲“”的“”讀爲“軌”;三、將原釋文爲“”的“”,改釋爲“餲”;四、將原釋文爲“䍚”的“”,改釋爲“罩(淖)”。

戰國璽印陶文釋讀七則

近年來,戰國璽印陶文的彙編性著作不斷問世,這爲戰國文字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材料。本文擬對其中幾方戰國古璽陶文的釋文進行校訂:《盛世璽印録》(續三)編號012改釋爲“傷弼信璽”;《盛世璽印録》(續四)編號059改釋爲“蓋[疒孑]”;《諸子徙信燕趙璽印——吴振文、胡立鵬藏戰國璽印選》第4頁私璽改釋爲“僇”,第74頁私璽改釋爲“續鳩夷”;還對《齊陶文集成》第58、197、331頁的三方陶文做了重新校訂。

河南印社藏中原古代金石铭刻展开幕

不久前,由西泠印社主办,中国印学博物馆、河南印社承办的“铭刻中原——河南印社藏中原古代金石铭刻展”,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展品为河南印社社员收藏的与中原有关的藏品,上至商周,下至汉魏,涵盖甲骨、吉金、刻石、瓦甓、玺印、封泥、拓本等门类,均为出自河南或刻铭与河南有关的藏品,其中不少展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此外,还展出了河南印社社员新近创作的篆刻作品,不仅展示出中原印人对乡梓金石文物的深厚感情,而且表现出在篆刻创作上广博的艺术视野。

蒋卫平篆刻作品 将精致进行到底——蒋卫平篆刻艺术印象

篆刻人的沿习之路,多以秦篆入手,将庙堂之高的庄穆精严,折中为一种标致优美来敲门启蒙,然后或上求战国玺印之高蹈、华贵,石鼓金文之庸和、厚重;或上溯甲骨龟片之古朴与渊薮;或模仿汉刻摩崖之雄浑苍涩;甚或拓借瓦当账记的平民意识,仿佛粗率与野逸;或下觅明清文人余韵,效法雅逸之气、宏富之理;或者干脆将几种情形分合重组,游走于自由择取之间,或独处、或合融、或先彼后此。总之,多数人会越脱故道。……理由很简单:人们总是会对沉溺已久的熟稔,产生视觉上空洞、庸俗之感,对效仿、平静、陈陈相因失去耐心,将过往与既有看作为“俗”的表现。

玺印制度中的秦汉中国与天下秩序——从传播考古学的视角理解权力媒介

在传播考古学的视野下探讨秦汉时期的玺印可以产生新的认识。玺印作为一种权力的凝结载体,在秦汉时期作为皇帝权力的象征,从最高权力到各层级的权力无不用印来体现。不同的形制、规格使得不同的玺印有了不同的阶序,这些物质体上的差别重新构建起“内”与“外”、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玺印作为权力的凝载物形成了我们观测权力传播的一个视窗。此外,涉及玺印交接的行为影响了汉代的华夷关系,在传播学视角下可以体察其微妙的影响。

李尹桑古玺印印风研究

李尹桑是民国时期继承黟山派印风的篆刻家,其古玺印印风在当时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其篆刻风格与治学态度对后世的印人都有其特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针对李尹桑古玺印印风进行专题研究,通过论述李氏所处的社会背景及黄牧甫对其影响来论证李尹桑古玺印印风的成因,通过论证图例进行分析,从而勾勒出他的印风及审美观。最后,阐明李尹桑古玺印印风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定位。

古玺印风《二十四诗品》创作分析

本文通过论述《二十四诗品》古玺印作品的创作过程与心得体会,阐述了作者对于古玺印美学思想的理解,并通过篆刻作品将这一思想进行诠释。作者对于古玺印风《二十四诗品》中通过对“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乘之愈往、识之愈真”等艺术思想的深入挖掘,阐述了“以刀代笔”“印为心声”等印学观点,使《二十四诗品》中阐述的美与古玺印的艺术特点完美结合在一起,充分理解诗品的中心思想与篆刻的实际应用,理解印的章法,线条和空间布局,古玺印因其书体、字形、布局等特点,有了包容万象的艺术境界,古玺印以古朴苍茫著称,在这篇文章中会作出详细阐述。

秦汉太尉、将军演变新考——以玺印资料为中心

秦玺印制度存在由"玺"到"印"的前后变化,而高级武职则有"邦尉"到"大尉"的称谓调整。"邦"既指秦国,亦或曾指以内史为中心横向扩展建立的郡。武帝以降,西汉最高武职出现太尉罢置与诸将军的常设化。与此相伴,武职用印中,将军及幕府吏员类开始占有较大比重。光武中兴,"省官并职","务从节约"。对于东汉将军系统的认识,目前仍当遵从《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以往断为东汉的相关属官属吏用印,除个别见于汉末,更多应当归入魏晋时期。

澄城出土西周玉质玺印初探

陕西澄城九沟村西周早期墓中出土的龙纽玉质玺印,是西周早期墓葬中首次发现的玺印,是罕见的早期玉质玺印,也是早期龙钮玺印之一。可以明确的是这是用于泥封的玺印。这枚玉玺的内容表达尚有待进一步揭示,它的发现可能将影响多个学科的研究。

“隶定古文”及古玺印释文问题

"隶定古文"是古文字考释中的一种行为过程及其结果。隶定的对象主要是先秦各种文字,包括不同载体的图像形式。作为古文字考释的中间步骤,隶定有着不同的层次,加之文形态、用法上的复杂性,使隶定常常产生两种甚至多种结果。考察印工具书中诸多"同文异释"现象,实际上多半是以"隶定"作为"释文",且又隶定欠慎、造字不准所致。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古文字的研究与应用都企盼实现计算机文字检索,工具书的用字标准化势在必行,因此对隶定也就有了新的要求。

西汉南越国“夫人”玺印考

南越国是西汉初年赵佗在岭南创立的地方政权，南抵越南北部，都城番禺，历时5世93年。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南越国时期的3座墓葬中发掘出土“夫人”印6枚，其中4枚发现于广州南越王墓，另外2枚分别发现于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墓以及广西贺县金钟村1号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