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载与祖源记忆——对瓦寺土司两种祖源历史文本的解读

瓦寺土司是嘉绒藏族十八土司之一,辖境处于藏彝走廊东部边缘岷江上游地区,受汉、藏等文化的影响,其祖源记忆出现多种内容迥然不同的文本。对此,台湾学者王明珂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此一边缘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作过深入、新颖的探讨。进一步探讨明代中叶以来文献记载中出现的瓦寺土司两种祖源历史文本的内容和演变原因,更为完整地认清这一边缘历史文化现象,揭示文本变迁背后蕴涵的深层次历史文化内涵,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土司史上的一个典范--汶川瓦寺土司

汶川县瓦寺土司,始封于明英宗正统时,兴盛于清代,民国时衰落,解放后彻底废除,前后延续500余年。瓦寺土司在历史上很著名,不仅因为它"世有大勋"被中央王朝封为阿坝地区地位最高的土司,更因为它比较完整地体现了中国土司制度的历史作用,堪称中国土司制度的一个成功典型。

谱牒传统、成书目的与史源比对——以《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为视点

通过对藏民族有没有纂修谱牒的传统、《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的成书目的、史源比对的探讨,文章认为,涉藏地区不仅纂修过谱牒,而且在清朝纂修之风盛行,这与“西南土司文化沉积带”有关。由于涉藏地区传承历史文化传统的方式十分独特,因而,借助《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之类的系统完整的土司宦谱,发掘涉藏地区土司史料并从土司内部澄清涉藏地区历史事实就尤显珍贵。《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记事经历了多个版本。

瓦寺土司历史沿革简介

以大渡河上游的莫尔多大神山为中心的地区，历史上称之为“嘉莫察瓦绒”．简称“嘉绒”、“察瓦绒”或“察柯”。最晚至明代．这一地区的人便被称为“嘉绒人”。元明清以迄本世纪中叶，该地区由受中央王朝先后册封的十八个土司分别管领，通常统称为嘉绒十八土司。

汶川三江瓦寺土司文化初探

汶川三江瓦寺土司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内容,瓦寺土司文化既有地理上的边缘性特征,又有族源上的融合性特征。瓦寺土司在清代抗英战争及近代"辛亥革命"中皆有重要贡献。三江瓦寺土司文化现存遗迹不多,其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发掘。

民国时期的瓦寺土司

中国土司制度,是指封建中央政府任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首领进行间接统治的制度。土司制度既是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又是纳入政府管制体系的一项制度。就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及衰落来看,大致分为:滥觞于秦汉,萌芽于三国,肇始于魏晋南北朝,雏形于唐宋,定形于元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残存于民国。民国年间,汶川地区的土司制度依然存在,并且土司和土官在藏羌民族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具有一定的探讨价值。

清代瓦寺土司与羌人的关系

瓦寺土司身为嘉绒藏族,属民有藏、羌、汉,以羌人居多。藏羌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瓦寺土司的兴衰成败。文章以此为线索,从瓦寺土司因羌乱而设,对羌人的管理,面临的形势等方面,探析瓦寺土司与羌人的关系。

北京房山铁瓦寺

铁瓦寺，顾名思义就是用铁制的瓦片覆盖房屋顶部的寺院建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铁瓦寺或“铁瓦殿”之称的现存建筑或遗址有五、六处之多，分别位于：北京房山、重庆北碚、安徽宣城、山西介休、甘肃甘谷、新疆昌吉等地，大多数都已毁坏，其中保护最完好的当属北京房山区河北镇的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铁瓦寺了。

论《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的史料价值

《世代忠贞之瓦寺土司》是一部自成规模、自成建制的对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间二十五代土司记事吻合度极高的土司宦谱,记事主要集中在朝觐述职、缴纳赋税和征兵戍边三个方面。尽管该宦谱存在重总司而轻分司、“厚今薄古”和“重军事轻其他”记事倾向,但总体上看,它记事慎重,是嘉绒土司中不可多得的历史信息量最大的珍稀史料,既可以透视中央王朝对川西地区治理、嘉绒土司对王朝国家的忠贞与具体义务,又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嘉绒土司乃至康藏史研究史料分散、使用层次缺乏和研究碎片化等问题。

圣洁的塔尔寺(散文)

从西宁驱车,沿湟水南下,半个小时就到达湟中县城郊的塔尔寺了。塔尔寺是仅次于西藏布达拉宫的我国第二大喇嘛教寺院,是为纪念达赖一世和班禅一世的老师、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而建立的。将近六百年前。

辛亥革命时期以汶川为中心的阿坝羌藏民众的反清斗争

1911年夏天四川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阿坝地区以汶川为中心,也进行了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推翻了清政府在汶川及阿坝地区的统治。通过对汶川羌藏等各族人民在瓦寺土司的带领下进行革命的原因、经过的分析,指出汶川羌藏人民的反清斗争是辛亥革命的组成部分之一,羌藏人民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革命不够彻底的问题。

盘龙山与汉、藏佛教的普贤信仰

通过对汶川县三江乡历史文化的调查,发现其境内的盘龙山不仅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风景极其优美,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汉、藏佛教普贤信仰的交汇处,亦是民族融合的典范。

康乾时期第三方视角下的四川土司——以白日昇、李安德二神父的书信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在两位巴黎外方传教会神父白日昇和李安德的法文书信和拉丁文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关于四川土司的记载。他们笔下所呈现的四川土司,有别于习见的中文史料,是来自第三方视角的观察。这些记载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新我们对清中期土司的认知。经考证,我们基本认定白日昇所记录的四川土司为瓦寺和天全土司。他所勾勒的瓦寺地区的信仰、习俗、战争、传教等活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细节;他对于天全土司高一柱的生动描绘,透过沉闷的历史文献,复活了一位康熙时期川西土司的生活画面。李安德在日记中对大金川之役的叙述,是当时罕见的批评清政府的史料,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与乾隆帝之间,他倾向于同情前者,认为清军所宣扬的胜利,是一出欺人的戏剧。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当不必顾虑"文字之祸"时,一个乾隆时期可自由表达的中国底层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和声音。

虎头金粟影:“顾恺之”概念在唐代的演绎与传播

唐人所见面带病容、沉默无言的瓦官寺维摩诘像,所据文本并非出自顾恺之时代最流行的支谦译《维摩诘经》,而是后秦弘始八年(406年)鸠摩罗什的新译本,兴宁年间(363—365年)的顾恺之不可能预知后者。唐人所谓“晋虎头将军顾恺之”实出自唐前《世说》古注,然注文无稽,不可据信。顾恺之只担任过文职参军,署衔终官“散骑常侍”乃唐前循例。顾恺之小字虎头的说法,源于《古画品录》注,注为六朝末陈人所加。注文将画人列为吴、晋、宋、齐、梁“五代”,反映了南朝特有的“帝出乎震”“黄旗紫盖”“东南天子气”的天命观。《古画品录》有多种版本,名称不一,宋人所见《古今画录》亦是一种,而其时“小字虎头”注文就已存在。古人论《古画品录》成书年代或据正文,或据注文,各自推论,各有不同。

作品回放 诗十四首

在近年来涌现的甘肃青年诗人群体中,阿信,以甘南的生活感悟,为我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的世界。读阿信的作品,我们便会自然地进入他笔下的世界,那里的高原、云雾、山地、草场、牛羊、马匹以及舒缓而寂静的阳光,渐渐苏醒的神秘而遥远的生命意识,让我们得到了心灵的洗礼。阿信的诗歌源于生活中那些最真切的感知,它们深入、细微、具体、生动,语言的灵动。感人的细节与隐约可知的神秘之美,让人过目难忘。同样是写高原、宗教或自己生活的某些地域,有许多人丢失了自我,只是在空泛的概念中堆砌许多虚无的诗行,空洞无物的词汇,夸大其词的叙述,徒有其表的神圣.那些看似宏大的篇章,恰恰缺少了诗歌最本质的成分。而阿信作品的可贵之处是:以真诚的心灵和切实的体验面对诗歌,绝不利用所谓高原的神秘和新奇讨好读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他源于内心的经验和准确优美的语言。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说的:"……你还要接近自然。再把自己当作最早来到世间的人之一,试着叙述你看到,体验到,为之钟情的和失去的一切。……要避开那些常见的主题,而从你自身日常生活中寻找题材。"阿信正是这样,他发现了自己与那片高原千丝万缕的生命的连接,因为他虔诚与自省的心态,在某些瞬间开启了一扇神秘的圣灵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