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

曹甄秘恋千古谜大破大立说分明——读木斋新著《曹植甄后传》

在《北堂书钞》中,"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署名为曹植,此为《古诗十九首》为曹植之作铁证之一;元代地图所展示的洛阳宫城图,其中有"阿阁""芙蓉殿"等建筑物,此为铁证之二;甄后所葬之村为"灵芝村",此为铁证之三;邺城在南北朝北周时代被改为"灵芝县",此为铁证之四;读陆机的《拟古诗》,发现诗中揭示曹植、甄后恋情的洞房之地,就在阿阁"兰室",此为铁证之五;将这些散落的"古诗"重新安放到可能出现的时空交叉点上,其中地名、方位、时间、节气、人物关系,都密切相关,可谓铁证之六。

曹植甄后恋情的心理学阐释及与五言诗形成之关系——以木斋相关研究为基础

曹植与甄后的恋情被诸多学者视为无稽之谈,但依木斋对曹植、甄后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后发现,曹植的早熟性格与甄后贤淑聪慧的本性易使两人相互吸引,其证据即藏在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和曹植文集中。从南宋到清代儒家学者乃至当今学者对这一恋情关系的质疑,皆未能从历史文献出发,而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关注,最终使后代文人将植甄的爱情变成了"好事者捏造为之"的故事,从而遮蔽了十九首的历史真相,客观上为这一研究引申到心理学、道德学等更为深广的领域提出了要求。

意悲而远 惊心动魄——木斋著《曹植甄后传——汉魏古诗写作史》

魏晋之际,开始流传一批精彩绝伦的五言诗,被钟嵘称为“意悲而远”“惊心动魄”,成为后来六朝诗歌及唐宋诗词的真正源头,因此又被称为“诗母”。随着年代久远,后来人既不知道其作者姓名,也不知道其写作背景,只知道这些诗作多数是男女恋情离别哀怨的“情诗”。到齐梁时代,昭明太子将其中的十九首选录进《文选》,“古诗十九首”遂为专有名词。

中世纪早期小说与史传中的甄后之死

文章从小说和史传的不同角度对三国时期甄后之死这一著名历史事件作了详细梳理。从《文选》李善注《洛神赋》引用的《记》入手,结合《三国志》《魏略》《汉晋春秋》《世说新语》的记载,通过文本比较与分析研判,对于甄后之死,排除了曹操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并认为郭后在甄后之死事件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魏书》的记载表明了史学家在记录敏感政治事件时所受到的掣肘与秉笔直书之间的矛盾。此识见对于正确理解曹植《洛神赋》的创作背景与动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曹植甄后传》与日本学界的“古诗”及建安文学

木斋教授最近出版的《曹植甄后传》,采用“传记”方式考察了“建安文坛”的面貌,特别描绘出曹植与甄后之间的相恋关系。他对“古诗”的看法也十分特殊,认为包括《古诗十九首》的所谓“古诗”的一部分是曹植与甄后创作的。无独有偶,最近日本学者柳川顺子也在《汉代五言诗歌史的研究》里提出了与过去截然有异的新说,认为《古诗十九首》里有成立比较早的一群体(“第一古诗群”)。虽然他们的看法相去甚远,但也有一些相同之处,特别是他们都认为有些“古诗”的作者是女性,这是前人从未提出过的看法。文章对这两种研究进行比较性的评论,借以观察中日学界对“古诗”及建安文学的研究进展。

木斋甄后研究的学术反思

木斋研究原本将曹植视为古诗十九首的主要作者,当下则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全部古诗视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进一步察觉古诗中包含大量围绕恋情主题,并且带有女性口吻的作品,甄后的重要性因此浮现;曹植与甄后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深一层的开展。不论从彼此心理活动的逻辑层面出发,或从双方传情诗歌的史料考证出发,都肯定了部分古诗作品为甄后之作的可能性。

论苏李诗应主要为曹植甄后送行别离之作

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死于洛阳,曹植在二十四年岁末从邺城赴洛,所谓《苏李诗》,应主要为该年甄后与曹植送行于南山淇水之作。如果以曹操死前一个月的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为研究始点,来研究曹植这一年时间的行踪及其诗作,不仅能使曹植个人人生履历这一段时间的空白得到弥补,更能使所谓失去作者姓名的所谓"苏李诗"有可能的真实背景浮出水面。

阿阁宫闱背景下的情话——《古诗论》系列论文其一

传统文学史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以及《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等乐府民歌皆出自两汉时期。但通过考查《古歌》中的金殿、主人、弹棋等词语和《上山采蘼芜》之"从閤去"、"长跪"等词语,《古八变歌》"章华台"即为曹魏"建章台"铜雀台以及《凛凛岁云暮》之"重闱"等,可以得知,这些失去作者姓名的"古诗",其产生背景并非民间,也非下层文人,而是宫廷背景之下的产物,这几篇诗作的作者应是甄后。

汉魏五言诗的成立与木斋新说的思考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认为五言诗起源于建安十六年(211),而曹植则是首位写出成熟作品的五言诗人,同时也是《古诗十九首》主要的作者。木斋通过魏国太子的宫廷斗争及曹植与甄后的爱情故事,抉发史料,深入探讨,指明若干诗篇的写作背景,甚至还有曹植与甄后的唱和之作。颠覆传统文学史的叙述方式,颇有石破天惊的功效,激发思考。本文主要是通过《文选》传统的编排格局,同时又援用了木斋的新说,验证五言诗成立的缘起和流变,析论五言诗的催生历程、古诗与乐府往往重出互见、以史证诗与诠释解说、诗歌的发展步伐的先后、诗歌风格的比较、甄后的出场六项,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大抵曹植及《古诗十九首》都出于汉魏之际,乃同一时代的作品,后者多用比兴,抒发人生的感慨,缺乏明确的写作背景,以及具体的事件支撑,如果由于同用了某些词语,而指定为同一作者,可能一时还很难令人接受。

我为何撰写《曹植诗传》

关于《古诗十九首》代表的汉魏古诗与曹植甄后恋情之间的关系,我从2004年秋季动笔撰写,翌年开始在《山西大学学报》等多家刊物陆续发表,至2009年岁末,获得教育部高等教育社科文库资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似乎,关于《古诗十九首》公案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自从拙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问世之后,不断有新的史料出现,或确认验证了此前推断假设式的论断,或修正微调了此前的认知。这种新材料的震撼感何止一端?可以说是络绎奔会,纷至沓来。

《洛神赋》发微

洛神是我国古代的性爱女神。曹植离开洛阳到自己的封国去 ,心情苦闷 ,借景生情怀念洛神 ,但他怀念的并不是甄后 ,而是自己心中的情人———京师洛阳。

重建当今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思考——以十九首为例

有学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当代史,这无疑是深刻的。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正面临着方法论的变革。木斋先生的《宋词体演变史》和关于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发生史的研究,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发人深省的具有颠覆性的、革命性的创新见解。"(参见傅璇琮先生《历史的化石·序》,东方出版社,2009年8月版)长江学者张法教授亦说:"木斋让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木斋先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重建学术机制和学术话语"的命题,值得学术界深思。由此本刊又特别邀请张法教授、欧明俊教授等学者针对汉魏五言诗和词体文学史的重新写作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六篇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方法论话题,希望能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迪,也欢迎学界同仁展开讨论。

论情诗为曹植诗与古诗的基本属性

木斋先生《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古诗论.总论>》与杨新民先生《中国古代爱情诗歌略论》中皆指出建安曹魏时代的诗歌共同属性为"爱情"基调。因建安时代摆脱两汉儒家伦理教化,风气不但滋养了曹植与甄后两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解放,更使两人的爱情反映在文学上,是具体且大胆地呈现在生理与心理的原始本能。并从曹植诗文集与古诗中之作品,结合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角度分析曹植、甄后两人于建安九至十六年初见,植对甄后单恋时内心的纠结。建安十六至十八年之突破期,描绘植、甄恋爱关系进程,阐发爱情在两人中所带来的效应与变化。

曹植《洛神赋》对洛神原型的袭用与改造及其背后之意义

历来对曹植《洛神赋》意旨的探析,主要围绕"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而展开。如果抛开传统关于李善注和曹植道德人格的争议,以新的角度切入分析,回归文本,比较洛神原型与赋中洛神形象的差异,可以发现曹植对洛神原型的袭用及改造之处,分析其背后的意义,并与"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作比较,发现其所袭用及改造之处,正呼应甄后的生平和性格特征,更符合"感甄说"。

三国女才人及其有异议问题

本文介绍了几位三国时有奇才异能并做出重大贡献的女中豪杰,同时对其中有异议的问题进行辨正。甄后所生的曹叡应生于建安十一年,当为曹丕血胤,而甄后与曹植不可能有恋情。《胡布十八拍》、《悲愤诗》非蔡琰所作。刘备与孙夫人的关系并不和谐美满。

陶渊明《拟古九首》与《闲情赋》写作缘起的探究和阐发——根据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及方法论而论

如果将文学史视为一个“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生命体,所有陶渊明之前文学现象的共时性研究新成果,都会影响到对陶渊明本人的历时性研究。从个案研究来说,曹植甄后恋情与古诗关系的确认,对陶渊明《拟古九首》以及《闲情赋》的写作缘起的探究,必将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是华夏民族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名教理学一尊的历史夹缝中罕见的人性光辉的体现”,“显示出独特的人本主义情怀”。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感甄记》探源

曹植研究中有一个至今未有定论的问题，就是《洛神赋》是否因“感甄”而作。事情的起因是一篇名为《感甄记》的故事。故事说曹植汉末求甄逸女，事未果，后甄氏为曹丕所得，立为皇后。甄后死后，曹丕向曹植出示甄后玉缕金带枕，曹植见之感泣。后曹植还封地，经洛水时，忽见甄后。甄后情归曹植，赍枕欢会。曹植遂作《感甄赋》，后改为《洛神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