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甘肃士人向上流动的捷径——以军功奖叙为例

在科举正途之外,经由军功向上流动成为清代甘肃读书人科举之外的一条重要途径。其经此而跻身士绅群体者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所获功名和学衔也各不相同。其中,既有经此途径获取功名学衔改变身份者,也有因此获得出仕机会和资格者。探究这一突出现象的原因,既与甘肃地处西北边疆、军事人才众多有密切关系,也与甘肃文化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等息息相关。此外,经由军功获得学衔及功名的品级也与士人原有的学衔呈正比关系。

清季科举改章、书院革新与甘肃士人思想变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止,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对甘肃而言,癸卯恩科还是唯一一次按新章举行的乡试。通过该科《甘肃乡试闱墨》所收录的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文章,可以看出甘肃士人的思想变动,这与陶模、崧蕃两位陕甘总督推动下的兰山、求古两所省级书院教育革新密不可分。新学传播肯定不限于此,文章将其他形式的传播略作梳理,以便抛砖引玉。

清代地方官与甘肃士人的教育养成

师承关系的交代是硃卷和部分会试同年齿录的重要内容,主要由“受业师”和“受知师”构成。一般认为“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参与士人科举各层级考试的阅卷者为受知师。地方官列名“受业师”的情况在硃卷和会试齿录中多见,表明他们在士人的教育养成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关于这一点,在地方其他文献中也能得到印证。传统教育以“文治”作其别称,强调的实际是它的政治功能。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政治追求的理想状态是社会秩序的和谐,教育也就是在传授相关的规范知识,这在实践中就形成了“政教相维”的特点。因此,“官师不分”情形的出现应该从这里寻找其致因。

家族与清代甘肃科举人才的养成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有限的财力无法支撑起一个庞大的教育规模。这反映在制度设计上,就表现为重取士而轻养士;另一方面,自宋代以降,家族要维护和提升其社会地位,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务使族中子弟致力于科举。科举文献如硃卷和同年齿录均有卷主的家族谱系部分。虽然简略,大致也能见出士人家族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婚姻缔结等情况。这些因素均与科举人才的养成存在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