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藏地区现代土壤中有机质类异戊二烯烃来源及地质意义

本文通过对海拔高度在2500~4500 m的甘肃南部和祁连山、青海东部、西藏东部林中表土、林间表土、森林上限表土、森林下限表土、森林上限高山草甸土,以及青海玉树冬给错纳地区亚高山荒漠—草甸土中可溶有机质正构烷烃分析,利用检测出的类异戊二烯烃的分布特征,对Pr(姥鲛烷)、Ph(植烷)的成因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地理环境土壤中均有明显的Pr、Ph存在,Pr/Ph(姥植比)主要为0.6~1.4,平均0.95;Pr/n-C17值主要为0.2-1.2,平均0.64;Ph/n-C18值主要为0.4~1.4,平均0.85。Pr和Ph不仅在水体中生成,在土壤环境中也可以形成。Pr/Ph值与不同生态环境土壤之间没有明确的相关性,但与不同地理区域有一定的联系。在较为温湿的土壤中Pr优势,可能与微生物活动强烈,采用有氧呼吸方式降解有机质有关;干旱、寒冷土壤中Ph优势,可能主要与厌氧发酵有关。由于生成Pr、Ph有机母质及演化途径的差异,以及热演化、成岩过程中的转变,其比值很大程度上影响对沉积盆地原始介质环境信息的判断。

PIRLS视域下甘青涉藏州县四年级学生阅读素养调查

利用PIRLS测评框架,对甘肃和青海涉藏州县500名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的阅读素养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学生的阅读态度、阅读目的与习惯、教师的阅读指导策略、家庭语言环境以及文化资源等因素对学生阅读素养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在宏观层面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中观层面上设计多元化的课程、微观层面上优化阅读教学,不同层面的支持网络相互协作,共同推动民族地区小学生阅读素养的全面提升。

甘青藏区寺院型市场研究

清代中叶以来,甘青藏区以寺院型集镇为龙头,带动集市、街市、小市等集团式发展,寺院会集密集丛生的市场格局形成,深刻体现着其以虔诚的信仰为前提,以寺院社会中心地位为依托,以活佛的崇拜中心为感召,构成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人口与商业组织聚集的中心引力的动力机制。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研究

近代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农耕经济带密度为大,农牧交错经济带数量为胜,游牧经济带面积最大而数量最少的地域选择偏向。作为商品交换在空间上的点状集聚,甘青藏区市场发育水平较低,且对治所、堡寨与寺院等地方具有选择上的偏向。其地域与地方选择偏向在连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甘青藏区市场空间分布的形成,既是多元经济结构决定的结果,也是独具特色的区域政治、族群与宗教文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由此造成了市场起源的多样性及演变路径与动力机制的独特性。

晚清官方参与下甘青藏区群体纠纷解决机制——基于查汉大寺撒拉回与尕楞寺藏民纠纷案例的分析

晚清时期甘青藏区社会激烈变动,官方、寺院、部落权力彼此消长、交错并行,使得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同时也伴随着民族之间的群体冲突。以循化厅所辖藏区内查汉大寺工撒拉回民与尕楞寺藏民的纠纷及其解决过程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参与下的甘青藏区的群体纠纷解决机制主要为:官方处理民族群体纠纷时,尤其是在回藏民族杂居区又是回族的聚居区内,在选择民间调解人时,以当乡调处,但很少选择乡约进行调解;官方解决藏区内民族纠纷时,以"番目"当乡,按照"番例、番规"办理,同时也会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灵活变通手段;官方常常以"官民互动"的方式促进纠纷的有效解决。

甘青藏含油气区构造区划与含油气远景评价

甘青藏含油气区面积约269.5×10~4km^2,是我国面积最大的一个含油气区。在9个沉降带中分布着32个含油气盆地,总面积达159×10~4km^2。它们都是长期发展的叠合型含油气盆地,叠合着中-上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多套海相、海陆交互相和陆相含油建造,并具备了多期非生物油气源的地质-构造条件。因本区自然地理条件非常恶劣,新构造运动十分强烈,以致目前其勘探程度很低,勘探效果也不理想。从四个方面对其含油气性进行了评价,旨在引起同志们的争论和思考,以利于本区油气勘探事业的发展。

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

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是清中央对甘青藏区的统治逐步强化和深化的结果,对维护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论清代对甘青藏区藏传佛教的政策

支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既是清朝一项重要的国策,也是清朝治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出于统治甘青藏区的需要,一方面对藏传佛教进行大力扶持和尊崇;另一方面,当其危害到清朝的统治时,又毫不留情地给予打击和限制。所以说,清朝对甘青藏区藏传佛教的政策是恩威并施,以恩为主、威为辅;恩是长期的,威是暂时的、相对的。

变革与锢辙:清朝甘肃茶法与甘青藏区民族政策

清朝甘肃茶法承袭明制,定为茶马事例。其因时局变迁而改革,由充厩之实向以裕国用转变,呈现出务实的一面,最终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以票代引。茶马事例不再名符其实,甘青藏区蒙藏各部由"差发马赋"转向纳粮升科之民与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消费者。然因清朝对甘青藏区治理固守羁縻为政与族群隔离之旧辄,始终未改变其以不对等贸易为手段制驭蒙藏各部的政策。在变与不变之间,造成清代甘肃茶叶贸易起伏不定、雍滞为常,私茶泛滥,区域社会失序与发展受阻。

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村规民约论析

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但民主法制建设,特别是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法制建设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坚强保障。甘青藏区地处西部边远贫困地区,这里地势高耸、交通不便、法律供给不足、法律运行成本偏高。所以,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村规民约依然有着非常巨大的作用。文章分析了甘青藏区村规民约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了清理、修订甘青藏区村规民约的思路,以推动甘青藏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民俗学视阙下近代甘青藏区的“男逸女劳”

关于"男逸女劳",自近代以来备受汉地旅行家的特别关注。尽管在我国不很普遍,但也并非广西土著民族聚居区的独有现象,它在甘青藏区也长期存在。在其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生女养老"的生育观和"赘婿盛行"的婚姻观促使其本身固定成俗。这些观念及其本身,似乎缘于劳动力缺乏,但实际上与宗教信仰关系重大。甘青藏区,地处高原寒区,固守陋习,发病率较高,医疗条件滞后,"枉死者众",劳动力本身就缺乏;再加上其远离汉区笃信藏传佛教,"男子以出家作喇嘛为荣",限于佛教教规而失去婚育机会,"生齿不繁",从而导致劳动力更加缺乏。尽管如此,对于被打上"劣生"烙印的女性来说,任劳任怨,也并非完全迫于这种形势,主要还是藏传佛教思想对其长期影响的结果。

论洪武年间明政府对甘青藏区的平定与军事管辖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十分重视甘青藏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民族关系,并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平叛与招抚措施将该地区置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但因其部族叛服无常,他建立了以军事卫所为主的"西番诸卫"并筑城屯兵,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御,为后世对甘青藏区的有效管控奠定了基础。

近代甘青藏区度量衡制问题探析

在近代甘青藏区商贸活动中,所使用的度量衡器很复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因素,有外来商帮的因素,也有官府方面的因素。度量衡器的这种混乱状况,给当地商贸经济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状况的存在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当时市场经济体系开始初步发育,但又很不完善的表现,是甘青藏区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自然、人文环境的地区,商品经济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早期阶段。

1645~1928年间山陕商人与甘青藏区民族交融

随着清朝复控、治御升级所带来区域社会秩序的稳定,山陕商人在甘青藏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河湟、河西等地的城镇逐渐向甘青藏区腹地推进,进而将甘青藏区纳入到其商贸网络之中。山陕商人既是甘青藏区对外经济交流的桥梁,组织者与领导者本身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与甘青藏区结合在一起,并带动了经济组织的孕育、多族群文化的交流、多族群通婚及其"在地化"等民族交融。

甘青藏区城郊失地农民的现状与再就业之路探析

文章认为,甘青藏区在进行卓有成效的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城郊村社的耕地面积日渐萎缩。由于受失地农民缺乏资金运作能力、产业转型意识薄弱、劳动技能较差,加之政府缺乏统一的引导和扶持,以及村委会缺乏引领村民走上致富之路的能力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变得愈加艰难,越来越多的城郊失地农民逐渐陷入贫困之中,从而影响到甘青藏区城乡的和谐发展。因此,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还需要靠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扶持,在城镇规划、财政政策、财政机制、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探出一条失地农民再就业的道路。

川甘青毗邻涉藏地区生态治理路径优化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寺庙、农牧民的三方动态博弈视角

川甘青毗邻涉藏地区生态脆弱且地位重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治理是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借鉴博弈论思想,建立了包括地方政府、寺庙、农牧民在内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各行为主体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演化。结果表明,该博弈系统具有多重复杂情形,当地方政府、寺庙与农牧民的策略选择为{有效监管,适度引导,配合}时,三方博弈可达成共同治理的动态均衡,生态环境能得到有效改善。进一步结合对农牧民生计行为与生态意识的实地调查数据,对该三方博弈系统进行验证性分析,发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牧民生态意识缺乏有效引导、宗教力量参与不足是阻碍研究区生态治理的重要原因。

宋代甘青藏区的刑事法律政策研究

由于甘青藏区所处宋夏沿边的特殊战略位置,以及错综复杂的西北边疆民族关系,宋朝在甘青藏区相继实施了以"和断"为核心、以重罪轻罚为变通的"因俗而治"的刑事法律政策,并强调民族边区人道主义的刑罚处罚方式。结合对此问题的探讨,考察宋代边疆民族法制的独特地域特色,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931—1945年国人对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以杂志报刊资料为中心

抗战时期,大批考察家来到西北腹地的甘青藏区,对经济的调查是重点内容之一。局部抗战时期是调查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全面抗战时期是繁荣鼎盛阶段,其中抗战救国是最大的推动力。通过此类研究,一方面提高了国人对边疆社会的关注,增强了他们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对甘青藏区经济情况的系统描述为开发该区提供了认识上的支持。

论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市场体系

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市场发展呈现出多样性与独特性相交织的现象。由于生产诸因素积淀,至清末民初,甘青藏区市场已初步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体系。这种独特民族市场体系的形成,不仅丰富与便利了藏区内部的生产生活需求,加强了藏蒙与汉回民族的经济交往,还对藏区内部的社会整合起到重要作用。

晚清甘青藏区的外事管理与冲突解决

晚清之际,洋人通过不平等条约进入甘青藏区,清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期妥善管理,避免外交事故的产生。然而,藏区民众与洋人之间仍旧龃龉不断,给晚清政府在甘青藏区本就脆弱的社会控制更添几重压力。尤其是保安教案这一重大突发性"藏洋"冲突的发生与解决,实乃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末日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态以及甘青藏区特殊社会情形等因素合力作用的典型缩影。由是,提升应对他国倾轧挑战的综合实力,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水平,是国家与政府之重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