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藏边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以甘青藏族聚居区为考察中心

甘青藏族聚居区是中原文化进入西藏的前哨,将其作为藏边的典型代表区域研究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司法实践,可窥视边疆民族地区法律文化的近代化进程。近代甘青藏族聚居区受到中原法律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保持着藏区文化的固有特征。在社会纠纷解决中司法实践表现为呈控、持票传讯、"流动式"公堂断讼、拘押。司法权运作遵循一定的制度和规范(主要有联合会审制度、发放执照制度),且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维护司法审判结果:一是通过销案制度进一步巩固司法审判结果,二是推行赔偿兑现制度防止案件复发,三是运用赎买制度促使案件的具结。

浅析蒙元与甘青藏族关系的建立及民族间的友好往来

蒙元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甘肃青海地区藏族的统治。本文从蒙元早期与甘青藏族的关系及凉州会谈说起,分析了蒙元在甘青藏区的统治及蒙元与甘青藏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关系。

民族史学视阙下甘青藏族与蒙元关系刍议

蒙元时期,中央王朝结束了分裂格局,在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甘肃青海地区藏族的统治。凉州会晤是蒙元时期甘肃最具历史性的活动,萨班和阔端的友好会谈开创了蒙、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专制政权通过宗王分封、设立行省、设置站赤、清查户口等举措对甘青藏区进行管理;甘青藏区作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必经通道,其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甘青藏区的"茶马贸易"加深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汉、藏、回等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甘青藏区藏传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建筑及绘画艺术在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中得以实现。

浅析民国时期甘青藏族近现代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同其他社会因素相互发生作用，民国时期，甘青藏族近现代教育发展滞后．究其原因主要有政局的动荡、农牧经济落后、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制约三方面。

晚清甘青藏族地区基层社会诉讼机制及其特点

晚清甘青藏族地区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基本遵循呈控受理、证据认定、调解评议、审讯具结、敦促执行等主要程序,体现了与内地诉讼机制相类似的一般程式。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基于对甘青藏族地区特殊社会生态与土俗民情的现实考量,清政府贯彻“因俗而治”的施政理念,在律例规程、法律适用、审理判决等方面注重变通协调与灵活处理。在官方、部落、寺院等多种权力的博弈、让渡与重新分配中,进一步加强了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法律控制,维护了边疆社会稳定,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

明代汉籍记录甘青藏族部落与茶马贸易的联系

在明代,汉籍文献对甘青地区的藏族部落有着系统性的记录,其背后的途径是茶马贸易的开展。洪武时期,设立茶马金牌贡赋制度,部分拿到金牌的藏族部落被当作赋役单位被汉籍记录下来。在明中期之后,西海蒙古的崛起使得金牌贡赋制度难以施行。弘治时期开始改革,茶马贸易的性质开始由国家贡赋向自发市场进行转变。随着茶马贸易自发性的增强,加上金牌制度的宽松化,明朝对藏族部落的记录增多,在文献《边政考》上形成了记载甘青地区达三百多个藏族部落的表格。但从地方视角出发,甘州地区的案例揭示了这种记录途径的复杂性,一是改革后的茶马贸易产生了不同茶马司主导的不同市场,茶马司的经营状况会影响对具体地区藏族部落的记录;二是除茶马贸易以外,卫所等其他明代制度也会影响对当地藏族部落的记录方式。文章从明代汉籍文献出发,通过讨论明代对藏族部落的系统记录,揭示明中央政府对甘青藏族部落的认识途径,从而说明明中央政府和藏族地区之间明显的统属关系以及茶马贸易等经济活动上的紧密联系。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续)

本文按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了甘青藏族形成后,在元明清时期对甘青藏区的经济开发做出的贡献。

甘青藏族牧区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探析--以青海果洛州和甘肃甘南州牧区为例

2013年甘青藏族牧区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成为产业扶贫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以屡次深入青海果洛州和甘肃甘南州进行实地调研为基础,以青海果洛州雪域牧业发展协会、玛沁县大武镇江恰生态畜牧专业合作社、甘肃甘南州玛曲县欧拉强则欧拉羊养殖合作社为重点个案,通过对其数量、种类、经营内容、主流类型及做法、运行机制、股份机制、组织机制、管理机制、发展趋势、主要问题等的分析,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绿色包容性发展

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绿色包容性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川、甘、青藏区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该区公共服务存在不均等现象,且整体水平落后其他发达地区,未达到绿色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因此,通过提出加快地区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强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建议,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绿色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