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心学的“生之谓性”诠释——兼论阳明心学的人性论特质及其嬗变

阳明继承了明道性气、形上形下一体浑融的思维方式,对“生之谓性”进行了价值重估。一方面以“气”释“生”,将“气”直接置入心性论领域之中加以定位,在肯定本源善性“气上始见”的基础上,对“生”的问题作出了正面积极的肯定。另一方面,重视“性之生理”,认为人的现实生存活动造就人的规定性,强调良知具有动态生成性内涵而非一悬置的抽象、静态本体。如此一来,阳明很好地解决了生命实存与道德超越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建立起了主客一贯、一体浑融的心性之学。然而阳明后学却误解了“生之谓性”作为诠释“性”的原则的真实意蕴,落实到人性具体内容的理解上割裂了性与气在生成现实人性上的内在统一性,执着于良知性体静态的先验永恒性,而忽略了良知的动态生成性内涵,以至于玄想、孤立良知心体,最终导致道德理性与行动践履的割裂,产生了“以生言性”“以自然为宗”的流弊。这不仅仅是“人病”,更是基于哲学形上思路的阳明后学之“法病”。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 ,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 ,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 ,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 ,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 ,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 ,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 ,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 ,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 ,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 ,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 ,非性之本身 ,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认知取向的扬弃——《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疏解

从人自身的真实存在来理解人的本质,需要克服认知主义的错误。对于《孟子》中极为重要的"生之谓性"之辨,传统上充满了分歧。理学之朱熹,心学之牟宗三,都认为孟子否定了"生之谓性"说。心学主流与气学派都肯定"生之谓性"这个命题本身,即认为人的现实生存活动造就人的本质。"生之谓性"的本义恰好区分于"白之谓白"的理解,后者是一种基于认识论的普遍主义执取,而前者注目的则是生存论的切己之行。行动或行事的具体活动,是孟子论性的起点和归宿。孟子言性,一方面关注普遍性的担保问题,另一方面更突出个体性的生命践行。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人性之为本性的名学释证——对《孟子·告子上》“生之谓性”章之解读

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辩,是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之论辩中最为核心的一章。作者通过对此章的解读,试图表明:一,孟子和告子关于人性的论辩,有着深刻的名学背景;二,告子通过"白"色的比喻,将人性理解为人们可以感知的外在属性;三,孟子反对"生之谓性"是在"白之谓白"的意义上反对告子;四,孟子对于"性"的理解更接近本性(或自性),而非属性;五,生长揭示事物的本性。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生之谓性:孟子论性的逻辑起点——关于孟子人性论的再反思

学界关注孟子的人性论,多从"人之异于禽兽者"这一角度出发,而认为这是孟子对性的传统定义"生之谓性"的突破和创新。通过对"生之谓性"概念的考察可知,"人之异于禽兽者"不过是"生之谓性"外延的一部分,是其下位概念;从孟子自身思想理路看,孟子认为善端具有自发性,良知良能具有本能性,天爵具有先天性,这些都符合"生之谓性"的概念。因此,恰恰是"生之谓性"这个维度构成了其论性逻辑起点。孟子通过对"生之谓性"意涵的强调,意在说明每个人天生就有为善的能力,不能以自己的材质为借口去作恶。"人禽之辨"不过是孟子在此基础上的一种道德谴责,意在强调人具有本有之善却不去扩充发扬,就算不得人了,禽兽在此只是"具有善端的人"的一个负概念,不具有独立意义,孟子根本无意去研究人与禽兽的差别。

程颢“生之谓性”道德哲学及其当代价值

随着学界对朱熹道德哲学研究的深入,程颢相关理论对朱熹晚年伦理思想发展的影响愈加明晰。程颢以《中庸》"天命之谓性"为视域,将"生之谓性"诠释为人生而具有的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即人继善成性之后的本然之性。在这一意义上,程颢讲的"天命之性"与其"生之谓性"的"性"是相同的。程颢善于将已有道德哲学概念稍加拨转即来接引友人与弟子。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具体概念解读时,须将元典语汇放入其整个哲学体系框架中,乃至理学发展整体脉络中加以衡准和审定,庶几不失其观念要旨与真义。程颢"生之谓性"道德理念涉及新儒学中理、气、心、性及其关系此一最为精细而繁难的内容,欲准确理解其意涵及发掘其对于当今道德文化建设的价值,亦须立足广义理学哲学史,并从其概念内涵的流变谱系中考察其全部意义。

对“生之谓性”问题的几点思考

本文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是论述了孟、告之争没有违背矛盾“同一律” ;二是探索了“生之谓性”的命题为何会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 ;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价了“生之谓性”

“气质”人性论的理论特质——以王廷相对“生之谓性”的阐发为中心

明儒王廷相以孔子的“性相近”批判朱熹的“性善论”,并且重构了“性善论”人物谱系,其背后始终贯穿着对“生之谓性”的阐发这一线索。在王廷相的“气质”人性论中,先天“气禀”所带来的“善性”与“恶性”在整个人性中所占的比重较小,重点在于后天通过“变化气质”以改变人性。变化气质存在两种情况,分别通向“善性”与“恶性”,其差别在于是否研习、践行“圣人之教”。王廷相通过区分两种“知识”系统以及设定人人都有“为善之才能”,为个体向善准备了理论前提。而其对人性滑向“恶性”的警惕,凸显了“圣人之教”的重要作用。

中晚明时代“生之谓性”解释的新动向——以阳明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生生"问题正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场议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易学天道生生的观念问题,而鲜少涉及人性论域中的生生问题。其实,以告子"生之谓性"为标志,生的思想至少在前孟子时代便已流行,只是此说遭遇孟子批评之后,便被排除在此后儒学思想的主流之外。但在宋明新儒学时代,"性与天道"被置于生生论域中重新思考,程颢以仁体生生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对告子以生言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同情,为告子"翻案"埋下了伏笔。中晚明时代的阳明学及其后学对生之谓性展开了全面重估,以易学生生观来重估生之谓性的意义,揭示"生"既涵指天道生生,更有生命创生的本体论意涵。中晚明以降这股"告子翻案风"内含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中"生生"问题的价值重估,值得省思。

“生之谓性”与“仁义内在”的一致性

在孟子同告子关于"性"的辩论中,告子引"生之谓性"作为自己"食色性也"人性论的立论依据,反对孟子"仁义内在"的性善论。这就涉及到怎么理解"生之谓性"的问题。告子以白之于白物的思维方式理解"生之谓性"的含义,又抽象孤立地看待人的"食色",以食色之于人如同白之于白物,从而符合其理解的"生之谓性"。孟子反对的是告子对"生之谓性"的抽象理解,而非从原则上反对"生之谓性"。恰恰相反,孟子所说的"仁义内在"之性善论,其义也就是说人的"食色"等实存活动内在地就具有着道德的规定性,仁义本就内在于人的形色实存中。此正是从"生之谓性"的真实意蕴上去阐释人性,故"生之谓性"原则与"仁义内在"的人性内容是一致的。

从孟、告“生之谓性”之辩看物性与人性

“生之谓性”是告子的代表性观点,并由此引发了孟、告之间关于“羽雪玉”之白如何导向“犬牛人”之性及人物之性同异等多方面的讨论。其间,含摄了性与形色、人性与物性、天命与气禀、形而下与形而上等多方面的内容,并涉及知觉运动与作用是性的问题,体现了儒学从传统经学到宋明理学发展中对性论问题的关注及其理论建构。

辟佛、反本与开新:二程“生之谓性”新解

"生之谓性"是先秦告子提出的命题,二程进行了新的阐发,将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提高到新的高度。二程引入"气"的概念,以"生之谓性"诠释"性即气",以"天命之谓性"诠释"性即理",折衷告子与孟子之间的歧异,打通生命实存与德性超越之间的隔阂,用以对抗佛教空无寂静之性,解除佛教对儒家心性哲学的威胁。二程又通过生、性、气、理的沟通,不仅使"生"上升为本体概念,也使"理"不再是一个悬置的抽象本体,而是内蕴于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宇宙大化之中,进而打通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隔阂,以"生意"作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显现,并落实到人的生存境域,成为其工夫修养的本体论基础。

“生与性”的本体论建构——《孟子》11·3论证重构

“生之谓性”命题基于“即生言性”传统,区分了孟子言性与普遍之生。“生之谓性”作为一个形式命题与“白之谓白”命题的内在逻辑趋同,将生与性画上等号。对《孟子》11·3的论证以告子命题之逻辑分为三段,通过分析其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重构其论证,还原告子原意与孟子借告子之思所表达的孟子性论,以本体论的方法划定生之概念与性之概念以及诸生诸性之关系。孟子通过这一反驳完成了对性的道德形而上学建构,使其超越了“即生言性”传统。

竹简《性自命出》的人性论问题

竹简上篇主要是“性可以为善 ,可以为不善”论 ,下篇则已开始提出“性善”论 ,由上篇到下篇呈现自然人性论向道德人性论的过度 ;不论是《竹简》还是以后的《诚明》 ,都受到古代“生之谓性”传统的影响 ,由于《诚明》主要是道德人性论 ,并提出“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 ,比之竹简向前发展一步。

试论孟子学中的道德主体性

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曾指出:中国哲学的特质在于其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而儒家对此道德主体性的彰显与阐发最为有力。①但此处所言的'道德主体性'该如何理解?它与西方自笛卡儿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性哲学又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潮水般地涌入,主体性话语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古代思想的阐释及现代哲学的建构当中。故近代以来国人关于主体性、反主体性的各种讨论方兴未艾.

“才”“性”之辨——程颐人性思想新论

程颐的人性学说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性与理的关系、心性情、已发未发等等,其中,"性"与"才"的关系问题是其人性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前的研究认为在程颐的人性学说中,"生之谓性"就是"才",而断定其人性论是性二元论。其实在程颐的人性理论中,"生之谓性"只不过是"性"的一个侧面,其与"才"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因此,程颐的哲学只能称为是性一元论或性气二元论。

略论二程的人性论思想

二程(程颢、程颐)从唯心主义理一元论观点出发,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人性理论。特别是关于“性即理”的基本命题,一方面把人性论提到了本体论的高度,另一方面又奠定了伦理哲学的理论基础,天理论、人性论、伦理观融为一体,从而使理学思想体系愈加完备。本文拟对二程的人性论思想作简略的评介。

性是理抑或理气合——朱子、阳明对孟子言“性”的不同理解

阳明与朱子对性善论的诠释不同。朱子认为性是理、是天理,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即是道德性,又依循于程子而有"论性不论气,不备"之说,视孟学于气有所不备,因此要于性外再补一个气质之性,于是则有二性之说:即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至于阳明学则是针对朱子而起,朱子的二元之性在阳明处都一一地被缝补,视性为理、气相合。由此需以《孟子·告子上》为文本依据,对阳明与朱子的孟学尤其孟子性善论做一比较性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