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认定

目的 :正确判断生产、销售假劣药品行为的罪与非罪以及与其他有关犯罪行为的区别。方法 :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分析。结果与结论 :应对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主体、客体、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作具体分析 ;关键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主观上均为间接故意 ,客观上生产、销售假药罪为危险犯 ,生产。

试论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

阐述了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立法沿革、犯罪构成。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罪名适用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具体探讨,并对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设想。

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研究——以2017—2021年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

当前,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形势日益严峻。应用统计学方法,运用Spss27.0、Excel等软件基于2017—2021年788份涉网药品安全犯罪裁判文书以及1510名被告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生产、销售假药犯罪呈现犯罪地域性特征突出,数量显著减少,犯罪人以青壮年为主,文化水平特征突出,犯罪团伙地缘性、家族式特征突出,药物来源涉及种类复杂多样,危害后果两极化,量刑特征较为突出等特征。分析得出生产、销售假药犯罪侦查存在以下问题:犯罪主体团伙化,亲密性高致使案件突破难;假药成分多样、鉴定复杂,犯罪认定难,取证难度大;量刑轻刑化趋势致使犯罪屡禁不止。对此提出如下几点侦查对策:深挖犯罪线索,以“三维”信息打开假药案件突破口;加强综合侦查研判,以犯罪人社会关系摸排犯罪网络;组建专业侦查人才队伍,科学设置“预检分流”环节,健全药品保管制度;全面收集主客观证据,厘清各犯罪主体责任,提出合理量刑建议;提高资源保障力度,搭建合作交流平台,构建多元共治体系。

药品犯罪的法益分立:监管秩序从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剥离与独立化保护

生产、销售假药罪的双重法益保护模式,一方面过度地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抽象危险化,使得根本不具有危害生命健康安全危险的行为也受到刑法制裁;另一方面,该罪名所维护的药品管理秩序集中在同生命健康安全紧密相关的生产、销售行为,对于生产、销售前的药品研发、注册以及上市后监管秩序未能有效维护。因此,针对药品犯罪法益兼顾保护的"兼而不得"、反受其乱,同时鉴于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的《药品管理法》明确将附属于秩序维护的"以假药论"予以删除,刑法有必要将单纯的药品管理秩序法益剥离出该罪名之外,单独增设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形成药品犯罪的"双罪名"体系:一是明确生产销售假药罪保护的法益,以抽象危险犯为类型,保护依托于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安全的药品功能的有效性,避免为了维护药品监管秩序造成的打击半径过度扩大;二是单独设立妨害药品监管秩序罪,以具体危险犯为类型,全面系统地维护药品监管秩序。

试述生产、销售假药罪中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兼谈我国涉刑药品鉴定管理程序的制定

刑法是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武器。为了弥补《药品管理法》中行政处罚手段的不足,提高对制售假药的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

对当前生产销售假劣药品的特点分析

随着对"打假"工作的不断深入,制售假劣药品的非法活动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和新动向,对当前假劣药品生产销售等发展的动向和趋势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为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时提供思路。

生产销售假药罪所涉的法益重思——试析该罪所涉之集合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生产、销售假药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范要素,进一步表明该罪对所涉秩序法益的保护倾向,鉴此有必要重新解读该罪所涉的法益保护。以人本法益观为基础的“个人法益说”和以集体法益观为基础的“秩序法益说”皆因其偏激的观点而致支持者甚少,而折中的“复合法益说”乃成为通说,但其却依旧存在理论缺漏:没有回答药品管理秩序和生命健康权之间是“相加关系”还是“相融关系”,也没有揭示秩序法益作为派生性法益的外层考核机能和个人法益作为原生性法益的内核检验机能;故须在复合法益的基础上提出生产、销售假药罪所涉的法益保护是集合法益,应将药品管理秩序和生命健康权表述为“事关生命健康的药品管理秩序”。

决不放过制售假劣药品者——三亚局有效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行为记实

近日,张某因制售假药罪被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张某是三亚市自去年以来因制售假劣药品被刑事处罚的第二人,而涉嫌无证生产销售"义齿案"的钟某,也于9月19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4月22日17时。

析生产、销售假药罪

药品是治疗疾患的一种特殊商品,但伪劣药品却会对人民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会造成受害者死亡的严重后果。亿万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本文对新刑法中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了全面论述,从多角度进行了剖析、阐释。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罪名确定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多个罪名。实施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应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以销售假药、劣药为名行骗取他人财物之实,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关键在于把握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完善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具有双重违法性,属于典型的行政犯罪。犯罪人不仅违反了药品安全行政管理法规,还违反了刑法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与药品管理法等法律作好衔接,刑法修正案(十一)进一步明确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圈,将药品"黑作坊"与生产销售劣药罪同等处罚;明确生产销售劣药罪的具体情形;增加药品监管渎职犯罪,进一步细化食品药品渎职犯罪情形。提议废除对于假药与劣药的概念进行对立划分,统称为不合格药品;并合并《刑法》第141条和第142条,相应的罪名修改为生产、销售不合格药品罪;基于民生刑法观和风险刑法观,设立药品监管渎职罪时,同样不能忽视抽象危险犯问题,确有必要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药品犯罪的立法修订评析——以2019年《药品管理法》的修订为切入点

为与2019年《药品管理法》的修订相衔接,《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药品犯罪的规定作出了相应的修改。通过《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订,我国药品犯罪的行为规制环节向前拓展至药品的研发、申报、审批过程,向后延伸至药品的使用环节,对药品管理秩序的专门保护得以凸显。由此,我国药品犯罪的刑法规制范围得以扩大。在《刑法》对生命、健康法益与药品管理秩序的分立化保护的过程中,就修订后的药品犯罪的规定而言,仍然存在着生命、健康法益与药品管理秩序法益分立不彻底、相互杂糅和罪名体系位置不当的现象。为此,应当删去妨害药品管理罪的具体危险犯形态的规定,将该罪纳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将生产、销售、提供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提供劣药罪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

浅议新《药品管理法》及其对药品监管和打击药品领域犯罪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药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四个最严"工作要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公安机关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规定为依据,准确认定生产、销售假劣药罪,严厉打击此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论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解释

去年我国两高颁布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强化了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反映出国家对于民生的关注。以对该解释评述为切入点,阐述新解释与过去颁布的关于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司法解释的不同之处,同时提出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规制该类犯罪的刑法解释。

新体系下危害药品安全犯罪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认定意见的认定规则探析

认定意见是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所涉药品作出的专业性判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修订的《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增加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具认定意见的情形,凸显了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定意见的重要证据地位。然而,目前认定意见的出具流程、认定标准与规则存在制度性缺位,势必影响认定意见的专业性和科学性。鉴于此,应构建由始至终的启动与内控程序机制,构建以药品实质功效为主线,围绕药品外观特征、功能特征、实质特征,结合违法行为领域、行为人类型,按照从外到内的审查顺序等综合认定的认定规则。

新《药品管理法》施行后制售假药案件认定的思路转向

新《药品管理法》对假药范围作出了大幅度调整,由于生产、销售假药罪空白罪状之设计,这一变动亦对制售假药案件的认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对新《药品管理法》施行后制售假药案件司法认定的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假药的认定并未与《药品管理法》的修改保持衔接,以致造成生产、销售假药罪适用乏力,制售假药案件定性偏差等问题。为激活生产、销售假药罪的适用,保障制售假药案件正确定性,应从假药的认定依据、认定标准和认定规则三方面实现制售假药案件认定的思路转向。

烟台今年查处食品犯罪案4600余起

将500万元案值的假茅台酒供货给某知名电商,主犯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4件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集中宣判。据悉,2014年以来,广州两级法院共审结该类案件828件,1042人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