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之完善——以《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食品卫生法》已随之失效,但《刑法》有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变更,这造成了其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缺少应有的衔接与协调,难以满足社会现实及司法实践保护食品安全的迫切需要。因此,应从《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的角度,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修改,以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体系。

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分析

2002年9月13日,重庆市涪陵区公开审理了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案,犯罪行为人尚某、汪某、刘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结合刑法理论、《刑法》和《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分析和探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的确定。

重新诠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足以"并非表明该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对所生产、销售的食品性质提出的要求,因而仅生产而未销售的,也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主观上认识到他人将利用提供的服务实施犯罪,客观上也促进了他人犯罪实施的,根据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只要提供贷款、运输、邮寄、仓储、出租房屋等服务中立行为没有制造不被法所容许的危险,就不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共犯。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限主要在于有没有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罪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特别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从一重处。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态度。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以仅设置下限不设置上限的罚金刑方式回应本罪谋利性本质,并且将本罪客观行为从"生产、销售"扩大至"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可谓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方式全面规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然而,其仍未解决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笼统、入罪门槛模糊以及本罪共犯范围过宽的问题,并未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实现对本罪的合理规制。

生产销售食品犯罪几个疑难问题的认定——不卫生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罪名认定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的食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这些食品的原料是食品原料,而不能是掺入的非食品原料;二是该食品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是指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区分两种生产销售食品犯罪的根本在于两个:一是毒源不同,二是掺入方式不同。

关于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思考

刑法作为食品安全各部门法的最后一道屏障,理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做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刑适应,罚当其罪"。虽然刑法在预防食品安全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

含铝食品添加剂类犯罪司法适用实证研究——以804份相关判决书为样本

含铝食品添加剂在不同的食品类型中,存在不得添加或不能过量添加的规定。非法添加和滥用含铝食品添加剂的行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此类犯罪的司法适用中存在着罪名选择适用不统一、入罪标准不明确、罪刑均衡与量刑规范化缺失等问题,因此司法部门需要在我国从严治理食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下,规范罪名选择适用,完善行刑交叉标准,加强量刑规范化,从而促进含铝食品添加剂类犯罪的司法裁判更加公平合理。

我国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理论再分析——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为视角

以故意的内部构造为视角,分析依不同的罪过形式理论而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在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质疑的同时,追问相应观点理论前提———行为标准说与结果标准说、处罚条件说与构成结果说,可得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的观点。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

在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罪与非罪上,犯罪构成是我们应坚持的标准,而《刑法》第13条的"但书"也是一个基本法律依据。就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有待立法增设的运输、储存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犯与数额犯的区别而在犯罪阶段形态问题上有区别。就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而言,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存在着犯罪的阶段形态,而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则不存在犯罪的阶段形态。在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的共同犯罪中,如果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与单位的共同主体,则主从犯的认定要实行"二次认定法"。而在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可发生共犯问题,但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的共犯问题尚未得到立法认可。非渎职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既有竞合犯和牵连犯的罪数形态,也有数罪的罪数形态。至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其罪数形态问题因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而引起,而其共犯形态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认定中的新问题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面对日益猖獗的食品安全犯罪,我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不足日益凸显,而且《食品安全法》的出台也急需刑法作出相应的衔接,《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严密法网和严厉刑罚两个角度对食品安全犯罪予以修订,对于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标准的把握、监管者刑事责任的理解以及罚金刑的具体执行仍然有待从理论上澄清。结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对立法精神予以阐释,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八》与《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契机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直接涉及食品安全的两个罪名进行了修订,使其与《食品安全法》相协调,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刑法修订的内容有进步的一面,但从构建严密的保护网方面来看,修订后的罪名仍有疏漏和不易于实践操作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改进。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扩张及其限度

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一直延续着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上的扩张表现为处罚节点前置化、惩罚严厉化和法益保护周延化。应当肯定刑法在食品安全问题治理中发挥的功效,但也应当理性看待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上的扩张。食品安全犯罪的过度扩张,容易导致国家忽视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元治理,也会使国家懈怠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进行反思,并且会使刑事立法基于政治上的原因产生冲破刑法基本原理的冲动。鉴于此,食品安全领域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一定限度,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应基于刑法基本原理有选择性地予以犯罪化。

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扩张与理论缩限

我国对食品安全犯罪一直贯延着从严打击的刑事政策。这在刑事司法上表现得很明显,即扩充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行为,将具体危险抽象化,以及将故意中的“明知”要素扩展到“应知”。应当肯定刑法在食品安全问题治理中发挥的功效,但也应当理性看待食品安全犯罪在司法上的扩张。鉴于此,刑事司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认定,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法益保护理论以及责任主义等刑法基本原理。

新时代危害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研究

尽管我国《刑法》中的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但其中“食品”的范畴远超行政法上的范围,且在该类罪中,两个具体罪名中的“食品”范畴也不一致;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应以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等危险为基础,需仔细甄别病死、死因不明的动物肉类制品是否具有刑事违法的危险性,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有毒、有害的非食品性原料”,应限定为法律法规禁止添加、使用的物质,只有实施了“掺入、掺有”行为,才应成立该罪。

危害食品安全行为之定性思考——以含铝食品添加剂为研究视角

含铝泡打粉属于食品添加剂,超标准或超限量使用含铝泡打粉应该认定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而不应当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为。该行为是构成一般违法还是刑事犯罪,应该由立法者作出明确界定,以防止因定性的自由裁量而引发"司法不公"。

经济犯罪中有关产品质量的罪名

经济犯罪是指在国民经济生产、流通、分配领域和国民经济管理过程中的犯罪,经全国法院对这一罪种的统计和分类,共有108种,其中与产品质量相关的有下列项目: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刑法140条) 2、生产、销售假药罪(刑法141条) 3、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