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友好政策的发展脉络、实践启示与中国方案——基于生产与再生产视角的考察

家庭友好政策作为平衡工作和家庭、支持积极生育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我国尚处于研究与实践的起步阶段。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实践与文献,以生产与再生产视角为中心考察了家庭友好政策的知识基础和实践脉络。国外家庭友好政策经历了缓解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工作家庭平衡、推动工作家庭增益为主线的起步、发展和扩展阶段,而国内相关研究和实践正在全面发轫。在新时代背景下,家庭友好型社会建设正面临新动因、新挑战和新机遇,当前还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本土研究与中国方案。今后不仅需要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同时还要创建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通过积极调动就业机构参与的主动性、重视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建设和有差别的设计家庭友好政策实践程序等,平衡政府在市场与社会、个人在工作与家庭中的责任,从而构建面向新时代责任共担的家庭友好型社会。

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培育公民权利意识的西方经验模式为破解我国变迁社会农民工权利意识低水平发展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但由于中西方组织环境的巨大差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化进程。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在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化怎样影响农民工权利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提高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应对社会的组织化提出了何种要求?

植物与游牧民的生活--兼论地方性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游牧民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关于植物的地方性知识,包括认知体系、利用体系与观念体系三个层面。这些知识扎根于游牧实践,忠实地表达了人群、畜群与草原的复杂动态关系。地方性知识有可变性,因知识生产情境的变化而不断重塑。人类学家既要记录、搜集、整理和研究地方性知识,也要关注并解释其变化与变化的过程,还要探讨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链接的可能路径,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探讨地方性知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

城市单位大院空间及其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

单位大院空间及其社会关系的利用,是计划经体系下社会生产动力的主要源泉,具有基础性、关联性、特殊性等特征。基于此,本文结合单位大院的空间特征,着重对其社会关系的生产及再生产进行探究,以达到挖掘单位大院生产的优势,提升社会社会生产力内在动力的目的。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宜强化“历史记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论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现实线索——对“劳动、实践、生产和再生产”概念的哲学解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异化劳动,指出了劳动应该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但这部著作存在着逻辑矛盾。马克思正是在解决这些逻辑矛盾基础上创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又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与再生产"的概念,与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劳动"、"实践"、"生产和再生产"这三个概念彰显出主体的立场的不同,体现它们深层的内涵也不同。马克思就是在逐渐深入研究这三个范畴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评介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余敏江著作《生态理性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国城市环境治理40年》(下文简称《生态理性》)值得重视。该书从理论、历史与现实三重维度对中国城市生态危机的根源、城市环境治理的阶段演变、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道路特质以及未来中国环境治理模式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探索中国环境善治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总括全书,具有以下几大突出亮点。一是该书抓住了中国城市生态危机久治不愈的根源。城市环境遭到破坏是多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当代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生产的伦理维度

基于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城市公共空间不仅是城市建筑的物质存在,也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容器。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背景下,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应该具有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视野:一方面重新点燃乌托邦的激情,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探索与创造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空间内容与空间形式,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生产超越现实,追逐幸福生活的乌托邦之梦;另一方面则以意识形态为引领,将矛盾、冲突、混生与挤压的多元空间融入有机和谐的公共空间之中,通过城市公共空间的再生产重构现实,展现意识形态在创造幸福生活过程中的无限潜能。

更更:时空压缩与中国城乡空间极限生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残酷竞争中,如何维持与改进某一空间的持续生产与再生产是最基本的问题。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商品竞争力是中国二元分割城乡关系变革的结果,是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空间之间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应对资本积累的危机,创造内需将成为未来中国城乡空间生产最急迫的要求。空间的状态是空间作为商品、空间作为权力表征以及日常生活场所博弈的结果,在一个日趋"时空压缩"的世界中,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政治奇观与商品奇观。过去30年中,中国城乡空间的极限生产体现在两个极端,一个是中国地景的巨大改变,另一个极端是对于个人身体的规训。作为规训最主要的一种工具,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将变得超级强大。

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生产过程向劳动过程的视位转换

基于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方法,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然而,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开始走向自己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具体经济学革命思想实验时,他却不得不进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式中在构序起点上的重要转换,即从生产过程转向劳动过程。这恐怕是过去我们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中没有认真注意的方面。鉴此,本文拟重点讨论马克思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中从客体向度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些深刻思考。

在其中与不在其中:城市、大学与空间规划

首先讨论全球化格局中的城市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探讨大学的不同定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理论分析框架以及资本空间、地方空间和信息空间三种亚空间类型,进一步阐述大学的社会功用;再结合中国的现实,分析大学空间规划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的社会、城市与大学异形同构,具有高度政治集权和寻求经济自主权力最大化的共同特性。突破这一格局的希望仍然在于大学的教育。

试论教育在“科教兴农”中的地位和作用(摘选)

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农业战线提出“科教兴农”以来,经在改革实践中丰富、完善,演化发展为“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 然而,不论在报刊上还是广播电视里,只谈科技而丢掉教育的“兴农”以至“兴国”,时有发生。对此,人们还有提高认识的必要。 (一)教育的历史性发展是教育具有“兴农”作用的时代依据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在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延续过程中,就产生了教育。

以视听媒介促进国家形象的高质量传播

随着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近年来对外传播环境的客观需求,国家形象成为管理部门和传播机构的关注焦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形象的生成过程是针对现实而展开的基于现有符号-语言体系的建构,是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特定价值的彰显和隐匿,也为个体提供了认知、行动和情感的文化结构。因此,虽然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抽象集合,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又是一个十分具象的过程,除了意义和价值观的直接主张之外,更多的时候是在具体的叙事实践、表述实践和编码解码的过程中完成的。视听媒介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层面发挥着形塑与传播国家形象的多元功能。

吉尔兹法律思想研究论纲

吉尔兹经由批判法律功能观而构建自己独特的法律阐释观,主张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法律是想象真实的独特方式的一部分,法律是赋予特定地方的特定事务以特定意义的方式,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意义结构经由深度描述可以从中获致解释,同时吉尔兹经由拒斥关于法律反映性的理论而阐明法律的能动性,并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将存有诸多观念冲突的人类导向有规则可循的生活。由于其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吉尔兹忽视了法律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要害问题,进而忽略了法律认识或法律知识的性质问题。

性别结构下的“边界协商”:家政女工的“生产—再生产”安排研究

本文基于对北京和上海两地48名家政女工的深度访谈,分析了户籍制度和市场双重影响下家政女工的“边界协商”,即在结构限制下形成的“生产-再生产”安排。本文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和市场是以家庭为中介来影响家政女工个体的“生产-再生产”安排。城乡二元结构对女工家庭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程度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与再生产拆分”情况;而市场对女工家庭不同程度的影响,则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家庭再生产商品化”情况。在不同“生产与再生产拆分”程度和不同“家庭再生产商品化”程度的交织中,家政女工形成了四种类型的“生产-再生产”形态,分别为“生产从属于再生产”“生产中心、再生产剥离”、“生产与再生产轮换”和“再生产从属于生产”。

“人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青年形象的银幕书写

改革开放初期,国产电影中所传递的教育繁荣、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的改革景象、新观念新时尚新风气新价值不断涌现的时代风貌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青年对自由独立的向往与追求等,在历史新时期的电影银幕上组合起一个个以人本主义为标志的“存在空间”与“精神物象”,并以艺术的魅力持续感召着我们在电影文化与青年文化的双重语境下继续关注“人的现代化”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

中国知识界的新媒体运用--《开放时代》近年来的相关论文

本文简要分析了新媒体崛起的背景,并对《开放时代》近年发表的涉及新媒体运用的相关论文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作者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时刻,新媒体运用对于知识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希望引起知识界的反思与警惕。

黎虎先生早年读书批注:1954年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说明一]: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年10月第1版,1957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2.封里签署:“黎虎58.8.”。版权页签署:“黎虎58.8.前门离京赴东北之时”。(附图片)[说明二]:1.所移录的除了黎虎先生所写的批注,以及这些批注所指的原著画线部分文字,其余布满全书的直线笔道、波纹线笔道等,因为黎虎先生未加批注,故不作移录。2.黑体字为原书的页码、原文、行数或相关说明等,下面的宋体字为黎虎先生的批注文字,起头标注【黎虎批注】。第5页(接第6页),第二段:“依据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的决定要素,归根结蒂,乃是直接生活底生产与再生产。不过,生产本身又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是生活资料食、衣、住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底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底生产,即种底繁衍。”

中国人口结构失衡及其调整战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在总量仍然偏多的情况下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失衡,其突出表现为:男女性别结构失衡;年龄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严重错位,不相适应。人口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口生产与再生产动态均衡发展并与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要求相适应,这是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人口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必须依此目标从理论、观念、体制机制、政策、社会习俗等方面综合发力,强力调整人口结构,使之动态均衡化、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