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主义”概念的多种语境及其义域

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既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主题 ,也是当今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话语。“生产主义”概念分为狭义生产主义、广义生产主义和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狭义生产主义是和“消费主义”相对应的概念 ,指的是重生产轻消费的社会体制及其发展模式。广义生产主义中的“生产”是指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完整运行体系 ,既包括生产也包括消费 ,故广义生产主义也可称为泛生产主义或泛消费主义。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表述为“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或“历史决定论” ,其核心是用“物质生产”活动说明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道路及形态。其实践中的意识形态内容主要有三 ,即资源无限的“自然”理念、欲望为本的“人性”理念、经济制导的“发展”理念。研究生产主义不只是我们与当今马克思主义流派 (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 )对话的概念基础 。

后生产主义乡村非遗文化空间的重构——以江苏省徐州市马庄香包为例

随着乡村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乡村非遗文化空间不断重构.其重构过程具有阶段递进性,呈现尺度扩展性、时间延展性、功能拓展性、规训提升性;重构内容具有多元价值性,表现为生产空间从分散到集中,展销空间从非正式到正式,体验空间从无到有;重构机制具有多元驱动性,其中,产业升级是深层次驱动力,地方精英是内在能动力量,靶向政策是直接助推力量,多元主体是外部辅助力量.后生产主义乡村应立足地方非遗文化,通过积极能动和借助外力,以非遗强化地方性,进而通过地方营销与文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

后生产主义视角下威尔士农业环境计划对我国乡村发展的启示

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成为应对粮食安全、环境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等问题的主要阵地,如何进一步完善乡村的相关政策机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而西欧各国也曾面临相似问题,社会中产阶层希望乡村提供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包括食品安全、休闲空间、生境管理以及环境服务等,但生产主义乡村范式在空间生产上难以响应社会需求。英国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威尔士农业环境计划”,通过构建“土地利用—生境管理”关系、形成“政治—经济”双驱动的空间响应,以及从“形式—内容”上丰富创业活动等政策手段,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后生产主义乡村生产范式,并促使农户生产与生态兼顾的公众意识的觉醒。文章通过解析后生产主义语境下英国威尔士农业环境计划的动因、作用和机制,为推动我国广大乡村空间生产的多功能转型和乡村振兴政策机制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后生产主义下的乡村定位转变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新时代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构想,后生产主义作为对传统的乡村的生产主义的反思出现的新概念,为乡村振兴提供可能的思路。后生产主义强调乡村的功能和定位发生改变,不再是仅单纯依靠农业生产性功能,生产性功能消解同时非生产性功能建构上升。在这一语境下,乡村应在变化发展的城乡关系中寻找自身作为一个聚落体系不同于城市的定位和功能,即在适当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开发以农耕文化和休闲功能为主的乡村多元价值,推进乡村六产融合,破解乡村发展的困境问题。

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中国乡村空间发展模式初探

在中国乡村逐步进入后生产主义的语境下,乡村空间为响应发展诉求发生了变化。为探究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发展模式,本文融合“城乡连续谱”“城乡融合区”的理念,结合经济政策与实施现状,从宏观城乡空间关系、中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微观具体乡村功能空间三方面总结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的发展特征,即城乡融合区出现与发展、乡村聚落结构体系整合、乡村聚落空间多元化发展,并提炼当下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发展模式,对认识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东亚生产主义社会政策模式的产生和衰落

在比较福利体制这一研究领域,人们对于"东亚福利"问题的探讨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如此,研究者对于东亚国家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政策模式,以及如何解释这些国家福利体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等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东亚福利体制的一个共同点,即以生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出发,来考察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形成东亚政策模式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本研究提出生产型社会政策模式与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为分析东亚福利的特点及其发展原因提供了新思路。本研究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东亚社会政策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本研究对于这一区域社会政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从生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炫耀性消费研究述评

一部人类历史,从一定程度上讲是一部消费史。然而,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消费问题却长期受到社会学家的冷遇。直到19世纪中后期,情况才有所改观。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美国刚刚成长起来的暴发户群体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炫耀性消费"这一社会科学界内的不朽概念。本文中,笔者对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思想作了简略的探讨;对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视角下的炫耀性消费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旨在指出过往研究中的不足并提倡开展本土化的炫耀性消费研究。

金融危机后的东亚“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下,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都有相似的境遇。为应对1997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推出了温和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帮助失业和贫穷人士。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显著经济、社会变化之后,香港和澳门居民期望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尽管如此,大部分亚洲政府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保障议题上仍未改变福利供给策略。因此,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困境不但没有改变,更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食品价格危机而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在过去几年,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推出了多项政策以解决在职贫穷与跨代贫穷问题。但旧有的"生产主义福利体制"已难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和公民福利期望,应妥善调整福利策略。基于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金融危机后社会福利措施改革的研究,对分析东亚地区社会福利体制变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艺术生产三形态与“审美生产主义”建构

让·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有一种“生产主义”美学理论,与西方消费社会盛行的“审美消费主义”思潮相比,可将其称作“审美生产主义”。马克思认为艺术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三种形态,在第一层面上,艺术活动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力”的生产;在第二层面上,同为“生产力”的生产,从时间维度来看,艺术活动又有“自由时间”生产与“必要时间”生产之分。“自由时间”生产论是马克思“审美生产主义”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此加以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种时间、三种活动:马克思“审美生产主义”初探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范式的西方文化研究,较普遍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作是一种传统的“生产主义”理论。马克思“自由时间”论把人的活动时间主要分成“必要生产时间”与“自由生产时间”、“自由消费时间”三种,与此相应的是“物质生产”与“真正自由的劳动”、“自由消费活动”三种活动方式,这三种时间、三种活动构成了“审美生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审美消费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表现为否弃“自由生产时间”、“真正自由的劳动”。“审美生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为我们今天批判不断扩张的“审美消费主义”与新兴的“审美生态主义”对话,进而构建当代美学发展的新格局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生态农业与新生产主义乡村的型构——江西垣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社会学研究"去农业化"的趋势,带来了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时,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农民的终结""农业的终结"也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态农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如何重新将农业与乡村结合起来分析;(2)新生产主义乡村如何可能;(3)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理论命题及其挑战。生态农业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六个层面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组合,使新生产主义乡村成为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农业种植与乡村社会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对乡村与农业和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态农业带来的理论命题及研究上的挑战。文章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乡村转型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和形态之外,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超越生产主义:1992年以来我国青少年福利政策发展的逻辑分析

东亚国家福利被视为具有明显的生产主义体制,强调福利政策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从对1992年以来中国青少年福利政策的文本和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看,过去二十余年来,我国青少年福利政策出现了教育福利重心下移、健康保障服务普惠化、儿童福利对象扩大、福利供给主体多元化等趋向。这些新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青少年的福利政策虽有生产主义的色彩,却越来越多地强调了青少年作为公民的社会权利,相关福利政策的公民权属性呈增强趋势。从这个发展逻辑看,简单地将我国的福利体制看作是生产主义体制也许并不合适。

“里根革命”与美国中产阶级生产主义的恢复

中产阶级的生产主义精神是推动美国崛起的重要精神动力。随着自由竞争机制的松弛,这一动力日趋衰退,引发了“滞胀”危机。“里根革命”通过减税、福利改革、放松政府管制、扶植中小企业等措施修复了自由竞争机制,导致美国中产阶级消费水平的下降、消费结构的调整和工作动机的提升,推动着中产阶级生产主义的回归和社会发展精神动力的复苏,美国经济由此得以摆脱危机,回归上升的轨道。

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淘宝村、网红村现象解析

在对后生产主义乡村内涵特征阐述的基础上,对比分析大集镇淘宝村和王家岭网红村在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的演进过程中的功能、空间、景观等方面的重构现象,由此归纳总结淘宝村和网红村在向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型中乡村重构的内容及特点。研究结果表明,淘宝村、网红村是互联网塑造的流空间和地方空间叠加的空间复合体,带动了乡村多元价值空间重构,其本质是以增值消费为目的的乡村空间生产的过程,乡村振兴政策背景是这一过程的助推器。本文从空间重构视角拓展了乡村转型研究思路。

后生产主义时代比利时乡村空间发展特征、机理及对中国乡村规划的启示

文章首先简要回顾了欧洲发达国家乡村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的背景和内涵。然后,以比利时弗拉芒地区典型村镇为例,从微观角度总结后生产主义时代欧洲乡村空间的发展特征,包括多样化的乡村产业空间、友好平衡的生态空间、鲜明的乡村性特征与地方特色、完善高水平的公共设施建设、丰富多样的乡村空间功能和有机交织的城乡空间关系。进一步,从宏观角度解析内在的实现机理,认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福利国家政策作用的延续、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引导政策、利于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产权制度和分权化的管理体制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局面。最后,结合比利时乡村空间发展经验,基于我国现实基础,从乡村规划的角度提出改进的建议。

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消费不足治理理念的反思

生产主义推崇资本逐利与生产扩张,加剧市场供求失衡,是现代社会消费不足滋生的根源;而治理消费不足过分依赖刺激消费、扩大需求则助长了消费主义思潮。表面上,消费主义标志着对生产主义逻辑的批判与超越,然而在本质上,消费主义则是生产主义的延伸,是对生产主义的逻辑回归,最终为生产者逐利所驱使。因此,治理消费不足既要防止生产主义,又要防止消费主义,关键在于深入发掘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意蕴与时代价值。

论“审美生产主义”建构的中国历史语境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文论的主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审美意识形态"论在这种关系中提出审美自主性问题,而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中国文论界围绕通俗文艺、文艺商品化、人文精神及大众文化等出现的一系列学术论争,使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出来,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论正经历着由"政治学"范式向"经济学"范式的转型。"审美生产主义"理论力图在这种中国历史语境中重新提出和探讨文艺的审美自主性问题。

消费主义/生产主义、文化主义/自然主义——论“文化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

西方文化研究的主导范式是"消费主义"与"文化主义",并对与其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自然主义"进行了批评。本文通过对相关思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揭示文化主义的落脚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主义的落脚点是"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这种自然关系在马克思物质生产论中又具体落实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消费主义快感论强调的是立足于人人间社会差异关系的某种"观念变换",而生产主义强调人的享受也可生发自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梳理出文化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有助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纵深发展。

后生产主义背景下旅游型乡村公共空间转换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更是指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旅游型乡村是"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乡村转型的一个重要类型,在"后生产主义"背景下,乡村公关空间会发生以"去农化"、空间商品化与多功能化为机制的转换。

中国福利社会之构建:从生产主义到发展主义

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福利治理进入新时代福利治理时期。与此同时,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美好福祉需要和社会保障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福利治理实现“良好治理”的关键性制约因素。继续以“生产主义”作为指导新时代福利治理实践的主要宏观理论,逐渐变得失之狭隘。因此,要破解束缚新时代社会保障实现平衡充分发展的系列问题,需要扬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福利治理实践一贯遵循的中国语境的“生产主义”这一宏观理论,转而以中国语境的“发展主义”作为指导新时代福利治理实践的主要宏观理论,从而避免国家过早地走上福利国家建设之路,进而推进中国福利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