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关系

针对近年来多次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区域性或全球经济波动,结合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的时代背景,使用160个国家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Arch-in-mean模型从金融发展和生产多样性的视角对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再度进行探究。研究认为,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金融发展(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既会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弱化经济波动对增长的负面影响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经济体中更为明显。研究还认为,生产结构多样化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减轻波动对经济的不利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但生产多样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完善的制度建设水平可以增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银行体系并加快建设金融服务体系,在稳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坚持稳健化、规则化的改革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的软环境。

农民的农业生产多样性对其饮食多样化和营养健康的影响

【目的】我国是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小农户比重大,自产自消(费)程度高,他们的食物生产、消费与营养协调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健康保障,调查江苏省、河南省、四川省农民的饮食多样性(人日均摄入的食物种类)以及农业生产多样性(日常生产的食物种类)与饮食多样化和营养健康(BMI)的相关性,旨在为农民良好饮食习惯形成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法,利用食物频率法从江苏省10个村、河南省10个村、四川省6个村共收集395份农民调查问卷,开展总样本与各省分样本自产食物种类情况、各类食物摄入的来源与数量、每日摄入自产食物的营养状况的描述性分析;根据食物消费与个人健康效用的经济理论,在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农民的农业生产多样性对其饮食多样化的影响和采用Probit模型探讨农民的农业生产多样性对其营养健康的影响。【结果】受访者的农业生产多样性程度不高,平均生产3.37个食物种类,省际差距较小,摄入的食物如水产品、水果类、奶及奶制品、畜禽肉主要来自购买;农民的饮食多样化程度也不高,人日均摄入食物种类3.34个,省际差距较大,摄入自产食物的数量均低于推荐量;在总摄入量中,畜禽肉摄入过多,而奶及奶制品、水产品摄入不充分;农民人日均摄入自产食物获得的营养不均衡,从自产食物获取的能量充足,但获取蛋白质、脂肪、钙、镁、钾、维生素A等营养素较低;近6成农民的BMI值正常,但省际差距较大。农民的饮食多样性、营养健康与农业生产多样性在10%统计水平上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总纯收入、营养知识认知、市场准入等因素也对饮食多样化有显著影响,而农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食物营养教育等因素对个人的营养健康产生显著影响。【结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的农业生产多样性促进了农民的饮食多样化和营养健康。然而,随着我国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农民非农收入的提高,农民购买食物满足饮食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水土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下提高农民农业生产多样性的可行性不大。因此,鼓励在农村建立规范化的农产品市场,加强食物营养宣传教育提高农民营养知识可能是保障他们饮食多样化和营养健康的可行途径。

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关系研究进展——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早期基于野外调查的生态学研究强调生产力表征的环境梯度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影响,而基于控制试验的生态学研究则强调生态系统结构变化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围绕这两类研究所支持理论间的争论是当前生态学的前沿、热点和难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科学问题是生物多样性与以生产力为代表的生态系统功能间是否存在一般性关系。为深入了解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关系研究脉络,分析其对生态学研究范式与理论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启示,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为数据源,结合文献计量分析和文献综述,系统总结了多样性-生产力关系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关系研究推动了生态学研究范式由以样带调查为主的观察性研究向以控制试验为主的实验性研究的转变,促进了全球联网控制试验研究的发展。(2)研究聚焦的生态系统类型由最初的北美普列利草原逐渐向其它草地、灌丛、森林等多样的生态系统过渡,研究结论及其生态学理论的普适性逐渐增强。(3)该研究推动了对生物多样性不同维度(如功能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多样性)在生态系统中作用的认识,促进了学界对除生产功能外的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关注。(4)不同学术团体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认识上均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以北欧与美国为主的合作网络间,阻碍了生态学理论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导致生物多样性-生产力关系长期存在争议的潜在原因。建议未来探索不同机制的适用边界以及影响其作用强度的外界因素,在统一框架下整合不同理论,进而理解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间的一般性关系。

三江源地区人工克隆植物群落生物多样性对初级生产力的影响及机制

克隆植物具有独特的竞争和繁殖方式,这可能会使其构建的群落呈现不一样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关系,但是本议题却极少被研究。本研究利用垂穗披碱草、花苜蓿和鹅绒委陵菜构建了一个生物多样性试验,并将单播和混播重复3次,且将垂穗披碱草作为所有混播的固定物种,以此跨越两个生长季测试生物多样性对生产力的影响。本研究发现,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之间并没有线性正相关关系,但是大多数混播的净多样性效应(NE)都是显著的,且NE主要来源于非特征依赖性互补效应(TICE)。较强的TICE主要来自地上垂直空间的互补性利用;其次来自底层物种鹅绒委陵菜光吸收能力的增强。沿着时间和物种丰富度梯度,垂穗披碱草的优势度增强,鹅绒委陵菜的优势度下降,致使特征依赖型互补效应(TDCE)和优势度效应(DE)随之增强,但是它们对NE的贡献有限。另外,以上3种效应均随时间增强。总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克隆植物群落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多样性-生产力关系模式,并且这种多样性效应主要来自地上垂直空间的互补性利用。

甘南亚高山草甸弃耕演替过程中的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变化模式及相互关系研究

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生态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采用空间代替时间的方法,对甘南亚高山草甸退耕时间为5,9,14,19,30年以及顶极群落样地的物种多样性、地上生物量进行调查、分析,探讨亚高山草甸弃耕地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生产力的变化规律及其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弃耕地演替过程中,随着演替时间的推移,植物物种多样性先升后降,呈单峰曲线;2)在演替的前期生产力迅速提高,在第19年时达到最高的183.77 g/m2,之后,生产力基本保持稳定;3)在演替过程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呈正相关关系,在顶极群落中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无明显的相关关系;4)演替过程中群落中物种-多度分布模式由生态位优先占领型逐渐转变为对数-正态分布。

不同施氮水平下AMF对工业废弃地植物生产力和多样性的影响

[目的]探究不同施氮水平下丛枝菌根真菌(AMF)对工业废弃地植物生产力和多样性的影响。[方法]设计了水处理和灭菌及3个不同施氮水平的双因素六处理野外试验,分别测定植物群落的生产力及物种多样性。[结果]加入灭菌剂苯菌灵后,生产力及物种多样性均出现明显的下降;而随着施氮水平的增加,植物生产力及物种多样性均出现升高的趋势,并且在高氮水平下水处理与苯菌灵处理之间的差异达显著水平。[结论]苯菌灵处理对植物生产力有显著负效应;在一定氮素范围内,氮素含量有植物生产力和多样性存在正相关关系。

青海湖内陆高寒湿地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

在对青海湖高寒湿地进行群落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在群落梯度上高寒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的关系,并探讨了在同一区域内环境的整体性对高寒湿地的生物多样性与生产力关系的影响。运用SPSS软件进行曲线拟合,研究了青海湖内陆高寒湿地物种多样性和地上生物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在群落尺度上还是在区域尺度上物种多样性指数与地上生物量呈显著的负相关。(2)在研究区内区域因素对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的影响较弱,但如果保持区域环境的整体性则可以有效地提高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的相关程度。

氮添加对宁夏荒漠草原植物初级生产力的影响机制

许多研究探索了与全球变化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的变化,但对生态系统功能变化的机制与途径了解较少。初级生产力是生态系统功能的重要组分,但关于氮(N)添加下荒漠草原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如何变化以及变化机制尚未明确,N是否通过影响生物多样性来影响荒漠草原初级生产力?为此,本研究在荒漠草原开展了为期4年的N添加控制实验(2018—2021年),试验处理包括对照和4个N添加水平(5、10、20和40 g m^(-2)a^(-1)),研究了N添加对荒漠草原物种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初级生产力及其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N添加处理(2018—2021年)改变了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功能多样性,但年际间变化趋势不同。N添加处理第四年(2021年)荒漠草原植物功能多样性(Rao指数)、群落加权平均值-株高、功能均匀度和功能离散度均显著增加,而荒漠草原植物物种丰富度和Shannon-Wiener指数均显著降低。(2)N添加可以通过影响物种丰富度和功能多样性进而间接地促进荒漠草原初级生产力,但群落加权性状值-株高对初级生产力的影响是正效应,而物种丰富度和功能离散度对初级生产力的影响是负效应。(3)生物量比率假说更能解释荒漠草原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的变异。我们的研究表明了N添加主要通过改变群落内优势物种的功能性状来调节荒漠草原植物初级生产力。

非气候因素对草原植物生产力影响的最大熵研究

基于最大熵原理在生态位模拟中的应用及据此开发出来的软件MAXENT-V3.3.3k,以野外调查获得的植物种地理分布信息和相应的气候变量作为适生性评估输入,在优化变量的最佳配置下,评估该物种的适生性;借助类似于气孔导度理论的环境变量函数乘合模型(即可分离变量假设),能够区分物种对气候变量、非气候变量和人为影响的响应。对小针茅1984—1995年连续12年的模拟结果显示,评估很好地再现了小针茅产量的年际变化趋势,成功地创建了样本的单位面积产量正比于该局地适生性的简单关系;支持过度利用草原是小针茅植物退化的主要原因。

外生菌根真菌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与维持机制研究进展

外生菌根(ectomycorrhiza,ECM)是由土壤真菌与陆地植物根系形成的一种互惠共生体。ECM真菌从寄主植物中获取生长所需的碳源,同时促进寄主吸收氮、磷等矿物营养物质和水分。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ECM真菌在生态系统的演替和多样性维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揭示ECM真菌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与维持机制是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本文对ECM真菌多样性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合分析,相关研究显示,从热带到亚热带、温带森林,每种寄主植物上ECM真菌的平均物种数逐渐升高。扩散和选择过程都影响ECM真菌的分布格局,其中扩散对ECM真菌分布的影响具有空间尺度依赖性,即在全球和局域尺度上,扩散对ECM真菌分布的影响较弱,而在区域和小尺度上很强。同时,在局域尺度上,扩散对ECM真菌的分布具有寄主植物优势度依赖性,即在寄主植物不占优势的生态系统中,扩散对ECM真菌的分布有明显作用;而在寄主植物占优势的生态系统中则无影响。植物、动物、微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选择也都影响ECM真菌的分布格局,其中在温带地区所有研究均表明选择对ECM真菌的分布有影响,但是在热带地区有的研究表明选择对ECM真菌的分布有影响,而有的研究则显示无影响。植物的多样性和生产力都能影响ECM真菌的多样性,其中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森林中寄主植物属的多样性决定ECM真菌多样性,而植物生产力多样性假说只在一些温带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未来的研究重点应关注全球尺度,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ECM真菌多样性的分布格局、维持机制及其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

无为县大棚蔬菜生产现状和发展对策

分析了无为县大棚蔬菜生产的优势和特色 ;当前制约大棚蔬菜多样化生产发展的难点和问题 ;

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不同林层物种多样性与地上生物量的多变量关系

物种多样性和生产力(或生物量)间的关系是生态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传统的观点认为群落生产力影响物种多样性,而近些年研究发现,随着物种多样性变化,群落生产力会发生改变.不同角度的研究引出了多样性和生产力之间谁驱动谁的争议.多变量生产力-多样性假说整合已有观点为解释两者关系提供了一个框架模型,该假说认为环境除了直接影响生产力外,还通过影响物种多样性从而间接影响生产力,而物种多样性则直接决定群落将环境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本研究利用古田山样地数据对该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因子直接影响地上生物量,并通过影响林冠层优势度和林下层物种丰富度间接影响地上生物量.优势度对林冠层和林下层生物量均有直接影响,但仅有林下层地上生物量受物种丰富度的影响,这可能与林冠和林下的光照差异引起不同林层内物种间关系不同有关.本研究为多变量生产力-多样性假说提供了一个实例,也表明保护优势物种和维持高的物种丰富度对森林生物量的提高都是必要的.

黄土高原典型草原群落结构和土壤水分对划破的响应

划破是草原改良的基础措施之一,划破强度是划破措施的关键环节,划破对草原健康持续管理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划破对植物群落结构和生产力的影响上,然而草原植物群落与土壤水分对划破强度的响应尚不清楚。在黄土高原典型草原开展不同程度的草地划破试验,探究不同划破强度(27.4%、46.3%和61.9%)对草地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生物量和土壤水分的影响。结果表明:3个划破强度下划破带物种丰富度显著低于未划破带1—3种/m~2,划破带和未划破带群落相似性分别低于整区23.85%—119.23%和44.43%—84.55%。地上生物量随物种丰富度的增加而增大,且地上生物量与Simpson指数和Shannon Weiner指数显著负相关。3个划破强度下未划破带地下生物量和总生物量分别高于划破带88.2%—134.6%、52.4%—67.8%、2.5%—16.6%和103.9%—152.9%、59.3%—75.8%、9.1%—22.6%。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和地上生物量随划破强度的增加呈“驼峰”型曲线变化,当划破强度分别为43.7%—55.3%和43.8%—45.7%时,植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均最高。本试验阐明了划破对典型草原植物群落特征和土壤水分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为采用划破措施实现草地培育和草原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保护草地生物多样性和提高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土壤碳循环研究及中国稻田土壤固碳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土壤碳循环是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地球表层系统过程,是国际地学和生态学界近年来的热点领域。本文简要概述了国际土壤碳循环研究的进展和发展态势,着重讨论了中国稻田土壤固碳研究已获得的认识。提出碳循环研究越来越走向与生物学的结合,且越来越依赖于长期试验和观测。中国稻田土壤的固碳水平、潜力已有较丰富的认识和资料积累,在团聚体尺度上也开展了较多的固碳机理的研究,包括物理保护、化学结合、生物学的稳定等。无论是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培养均表明稻田土壤碳矿化潜力较低,这与团聚体的物理保护有关外,还与稻田土壤中存在的碳的化学结合而稳定的机制有关;固碳与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生态服务功能的耦合机制是当前稻田土壤固碳研究的中心内容,一些研究已经表明生物多样性可能是控制碳稳定和温室气体减排与生产力提高的关键因素。未来研究的重点是定量表征固碳中碳更新的关键环节,同时需要加强对作物-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对碳输入、转化和固定的影响及机理的研究。中国稻田土壤固碳与农业发展意义值得进一步重视。

放牧对草地群落与土壤特征的影响

针对放牧干扰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采用回归分析和典型对应分析(CCA)方法,研究放牧对草地植物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生产力、土壤碳氮含量与生物量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与休牧草地相比,放牧草地的地上生物量降低31.63%,凋落物生物量降低134.29%;放牧草地的禾草类生物量提高19.77%,而杂草类生物量和豆科类生物量分别降低31.09%和23.42%。(2)当物种多样性指数小于1.3时,休牧草地的生产力明显高于放牧草地;当物种多样性指数大于1.3时,放牧草地的生产力高于休牧草地。(3)CCA分析显示,家畜主要通过影响群落地上生物量、凋落物质量和土壤容重进而影响土壤的碳氮含量。(4)当群落地上生物量小于100g·m-2时,休牧草地的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高于放牧草地,当群落地上生物量大于100g·m-2时,放牧草地则略高于休牧草地。(5)当群落地下生物量小于1 200g·m-2时,放牧草地土壤有机碳、全氮含量高于休牧草地;当地下生物量大于1 200g·m-2时,放牧草地则略低于休牧草地。

稻+鸭生物互作的综合经济效益研究

采用多年田间试验研究的方法,分析水稻+鸭生物互作与水稻单作两个生产模式下对水稻生长、产量及稻米品质的影响。试验表明:稻+鸭生物互作模式,不影响水稻田间生物学性状和产量构成,可适当延长水稻大田生育期,一定程度上提高稻米质量和使用品质,增强了生态稻米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能有效降低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减少农残,提高稻米高安全性,促进农业生态安全和绿色产业发展;提高了水稻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和单位土地面积的净收益,是稻区的农业产业发展、农村致富、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有效模式;可有效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生产力和提高当量土地效率,为稻区农业产业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致富创造了有利条件,是一条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