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对赵树理劳动书写的审视

赵树理的小说多围绕着“劳动”而展开,并呈现两种劳动形态: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前者往往与男性从事的体力劳动相关,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女性从事的劳动。在革命的语境中,两种劳动形态存在着边界模糊的情形。赵树理在书写的过程中确立了生产性劳动的本体地位,但他同时又意识到生产性劳动存在着符号化的倾向,也会造成对非生产性劳动的挤压,继而对现实劳动的语境形成遮蔽。赵树理在对待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关系的时候总是显得犹疑不定,这可以视作是其寻找解决精神压抑的一个突破口,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劳动政治学。

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重新认识

历史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生产性劳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生产性劳动的性质的认识不应该拘泥于物质生产领域,认为只要能够满足社会物质文化的需要,能直接或间接提供某种使用价值(实物或非实物)并用于交换的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我们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不断地修订和完善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认识。

浅谈划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现实意义

本文分析比较了理论界对划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不同观点,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界定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现实意义,认为划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应该结合不同的所有制情况具体分析,并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性劳动的三个基本特点。

隔代照料、成年子女劳动参与和老年生产性

当前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发展形势下,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成为缓解家庭照料负担、增加成年子女劳动参与、提升老年生产性的重要途径。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了控制不同协变量的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会显著促进成年子女劳动参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发现,隔代照料能够保障成年子女的劳动参与率;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即隔代照料对年轻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更显著,在城市地区更突出。基于实证结果,结合《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测算得到: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具有间接生产性,至少增加了1.63%(约675.71万人)的女性劳动参与。这有效保证了有照料需求女性的劳动参与,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代际间劳动力的结构性替代。老年人提供隔代照料一方面减轻了家庭照料负担,缓解了母职困局,增加了成年子女劳动参与;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提升了老年生产性。中国具有隔代照料传统,且当前仍是紧密型代际关系为主导,因此,在中国劳动力短缺和结构性矛盾伴生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交叠背景下,隔代照料有助于实现代际互助,提高家庭福利,并进一步促进代际共融,提升劳动生产力。

生产性消费、非物质劳动与总体工人——数字劳动的迭代效应研究

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劳动已经升级迭代,成为一种崭新的劳动方式。广大互联网用户的生产性消费和生产性劳动生成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石油”,平台型企业的本质乃是“数字帝国”,这些数据既是一种商品,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促成了“数字帝国”的诞生。从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界分来看,互联网用户的数字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劳动,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家务劳动”或非物质劳动,而是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的深度交织,这是平台经济快速兴起的重要原因。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来看,大部分普通互联网用户原本都只是“局部消费者”和“局部工人”,但在“总体工人”的参照视域下,互联网用户经过平台的中介都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环节,他们参与了价值创造但却没有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基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是数字时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现有对数字劳动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的研究,存在“数字劳动是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不存在明确雇佣关系所以是非生产劳动”等错解和误读。研究数字劳动生产性问题,要以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为根本依据。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揭示,生产劳动的含义具有理论决定性、客观确定性和自然必然性,界定生产劳动概念要运用物质规定性标准和社会生产关系标准,生产劳动时间的相对缩短和节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向。我国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含义是生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不少于自己消费的价值的、有益于社会的商品的数字劳动。要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必须正确认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各自功能及其内在关联,正确处理好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数字劳动的相互关系。

数字劳动的生产性、物化意识与资本逻辑辨析

数字资本主义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更加完善形态”出现的新型资本样式。从资本对资源侵占的演化路径出发,“商品化—货币化—价格化”是资本吸纳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资源的必然演化路径,不同类型的数字劳动从本质上体现了数字资本主义下资本的生产性特征。数字拜物教现象或物化意识是对数据商品和数字产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来源的神秘化。数字资本逻辑凭借对劳动力的深度商品化和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实现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从劳动价值论看非生产性劳动的内涵

劳动价值论虽然只是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但它依然是理解劳务生产的基础。服务创造价值论是生产要素分配论的翻版,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马克思主义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劳务价格和劳务供给取决于商品生产,劳务需求总量和劳务需求结构取决于社会剩余产品总量及其分配结构,劳务供求之间的矛盾是非生产性劳动的基本矛盾。在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协调劳务供求关系是发展服务型经济的唯一选择。

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西省“百村千户”调查数据

利用2018年江西省“百村千户”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外流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影响劳动力外流的可能路径。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促进了劳动力的外流,其中产田改造设施、灌溉设施、道路设施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水利设施产生互补效应,电网设施对劳动力流动无显著影响;在异质性影响方面,农业生产性公共设施显著促进了高素质和适龄劳动力外流,对低素质和老年人的外流无显著影响;农户自有机械在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对劳动力外流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据此,建议加大对农村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农户自有机械作为促进劳动力外流的重要抓手,加大农机购置补贴。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区别标准的选择

对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区分标准的争论是自亚当.斯密两百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课题。文章试图将判断标准的确定安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并且在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相关理论的前提下,重新构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判断标准的选择模型,确定判断标准,并且试图证明逻辑的严密性。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劳动要素配置与区域协同发展

基于2006—2018年271个地级市数据,构建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劳动要素配置与区域协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采用调节路径模型,检验劳动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别与劳动要素配置、区域协同发展存在非线性关系;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差异化特征对城市劳动要素配置和区域协同发展产生了异质的“本地-邻地”效应;具有高附加值的支持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相较于基础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劳动要素配置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效应更强;劳动要素配置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区域协同发展的非线性关系中起中介传导作用,且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时,更易通过“扩散效应”扭转劳动要素配置中的错配表现,继而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劳动要素配置-区域协同发展”的中介传导路径。

“非生产性劳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覆吗?——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鲍德里亚批判马克思的生产与劳动概念,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基础,并进而通过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现实——劳动的"非生产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整个逻辑,最后通过所谓的劳动者与工厂的消失彻底颠覆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始终是一种无稽之谈和自说自话,他始终没有能够进入马克思的真实语境,因此他所有的发现和批判其实不但没有颠覆马克思主义,相反却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历史穿透力。缺失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鲍德里亚只能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

非生产性劳动参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将劳动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但由于受实践条件所限,非生产性劳动并未得到足够重视,而当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非生产性劳动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所以我们认为对非生产性劳动需重新界定,扩大它的外延,承认非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且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统一的,所以非生产性劳动参与价值分配并不违背劳动价值论具有合理性,而这一论证对于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

论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思想

论斯密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思想肖德亚当·斯密是资产阶级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代表之一。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总结出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原理，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成为一门真...

论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划分

第三产业服务劳动的迅速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趋势。目前,这种发展趋势正在日益加强。随着第三产业服务劳动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开始引起国内外经济学者重视并对它的性质进行研究。但是,由于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的理解不同,因而对第三产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划分也不同。本文仅想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对第三产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划分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理论界的同志们。 (一) 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是以服务劳动为特征而与其他产业相区别的。在资本主义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划分上,目前国内外经济学界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服务劳动没有任何一生产性可言;第二种,认为凡是同资本相交换的服务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第三种承认服务劳动有生产性与非生产性之分,但划分界限不完全以物质生产为前提。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本文在分析资本主义服务劳动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问题之前,先谈谈对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的理解,然后再分析上述三种观点的片面性。

论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来源

非生产性劳动与创造价值的劳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产性劳动是创造社会有形财富的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是创造社会无形财富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和不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和产品的实现形式、产品的交换方式相联系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都可以是形成价值的劳动,也可以是不形成价值的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研究非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基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调节效应

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本文利用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厘清农业生产性服务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老龄化对粮食生产存在负向影响,而女性化对粮食生产存在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性服务在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在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趋势下,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粮食生产。基于此,提出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制度建设和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体系的对策建议。

给予和流露:微商作为非生产性劳动的自我呈现

数字通信技术的普及引发了新的工作劳动形式——数字劳动,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对数字劳动意识形态的探讨,而少有研究聚焦于旨在管理或赋能于生产的非生产性劳动。以微商为样本,基于参与式观察和与18名微商从业者或消费者的深度访谈,探究非生产性劳动的具体开展方式及形塑其形态的政治经济因素。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非生产性劳动这一未被广泛讨论的劳动形式进行了祛蔽,并在探究非生产性劳动背后政治经济因素的同时,与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结合。

论非生产性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号召全党要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科学认识劳动的实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商品价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全面理解商品价值的真正来源、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促进全体劳动者的平等与团结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