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当今中国加快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重要命题。在构建城市创新质量新指标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创新质量,并能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提升城市科技投入水平和吸引研发人员流入三个渠道促进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协同集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创新质量有促进作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能促进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此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够推动新企业注册量的递增,进而提升城市的创业积极性与创业活跃度。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具有促进城市创新质量和创业活力两大功能,可以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增长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具。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视角的案例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于优化地区产业布局、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平台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特例,平台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规模化、网络化、数字化的特点。将生产性服务业具体到互联网平台层面,从互联网平台和虚拟集聚的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态,总结了“派生式”、“共生式”和“自生式”三种协同集聚形态,并通过案例加以佐证,以期对二者协同集聚作出更加清晰明确的描绘。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3-202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增强了城市在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能力。具体到全国四大区域,产业协同集聚主要使东、中部地区的城市创新能力得到强化,对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并不显著。因此,打破产业边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跨界融合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增强国家创新实力的现实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基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两者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各类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本身都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对彼此都会形成一定的阻力作用,滞后一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当期制造业集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据此,提出有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相关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增长效应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内,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垂直关联模型,以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3-2015年面板数据,探索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长株潭地区制造业集聚相对较为明显,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较低,并且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不高,协同集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其次利用门限回归模型研究不同城市规模条件下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当城市人口处于150万-220万时,协同集聚增长效应最大。最后提出针对加强协同集聚水平以及经济增长效应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

本文根据垂直联系模型(CPVL模型),利用2006—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现象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协同集聚现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制造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亦能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空间关联效应。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本文通过构造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利用2006—2013年中国26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垂直关联模型,构建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理论框架,从地区和行业层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协同集聚现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的作用存在差异;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能促进就业增长吗

产业的协同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它对就业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从理论上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区域内和区域间就业效应,并基于中国31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会显著提升区域内总就业水平,而且对区域内制造业就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集聚会促进区域内制造业就业增长,但也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域内协同集聚总体上抑制了就业增长,它们的省际协同集聚对区域内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总体就业均具有显著的空间互补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门槛特征

通过构建协同集聚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空间层面的协同性进行综合评价,并以2008—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动态GM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规模和效率维度来看,协同集聚经济增长均呈现出“倒U”型演进特征。其中,信息化、城镇化、投资水平以及对外开放度都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政府干预则显著抑制经济增长,但市场化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从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门槛回归结果来看,当经济规模过小、人口规模过小或过大时,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明显。因此,在城市产业布局及政策调整中,应注重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相匹配,强调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以及高端人力资本的支撑。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镇化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运用动态GMM门槛回归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城镇化综合水平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阶段,产业协同集聚对于城镇化具有从弱到强的积极影响。产业协同集聚必须迈过产业规模和产业发展潜能门槛值时,才能发挥对城镇化的正向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在对产业协同集聚进行综合测评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城市群3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5—2014年相关数据为例,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关联、知识溢出、商务成本、中心城市辐射、政府干预、FDI以及市场因素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迥异;产业协同集聚具有产业与空间的交互属性,而制度协同则是实现两大维度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为此,要切实推进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必须综合考虑行业特质、空间诉求及制度导向,实现城市间的整体统筹协调以及城市内细分行业的差别化指导。

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研究

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背景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尤为重要。考虑政府作用的情况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表现在制度协同、结构协同、空间协同、质量协同,推动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要建立政府间制度协同机制以构建都市圈创新生态系统,以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都市圈产业结构失衡,都市圈政府间要协同规划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园区和不断强化两个产业产出的质量协同。

西北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西北城市群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点,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向西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以城市群为载体,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利用协同集聚指数分析了西北城市群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并用GIS软件对两者的协同效应进行了空间演变描述,可以看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城市群发展不平衡,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需要两者的协同带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合理的空间协同分布体系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但目前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还相对匮乏。鉴于此,基于产业空间协同分布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与城市面板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且这一作用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沟通密集度、城市规模等异质性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的交易成本结构、进入与退出决策行为及研发创新激励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长三角16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协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存在滞后的相互促进作用,而同一时间段的二者集聚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效应。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要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改进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2011-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及两者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旨在为福建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福建省制造业的企业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反之,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企业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泉州市、龙岩市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具专业化优势的地区;福建省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呈现"平缓-低速"的下降趋势,各设区市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各异,其中,协同集聚程度最高、最低的地市分别是厦门市与三明市,形成了沿海高值片区包围内陆低值中心的"OJ"双层空间结构。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测度及其区际差异——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经验分析

本文构造了度量产业协同集聚度的EG指数和区位熵相对指数,分别从城市群和城市两个层面测度了2003-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研究发现:三个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状况既存在差异性又存在共性。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集聚度要高于另两个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比京津冀城市群完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城市群形成了“中心-外围”的协同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制造业则主要围绕着中心城市外围集聚。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测算研究——基于产业与城市群的视角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有利于克服鲍莫尔成本病,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的理论机制进行了阐释,并依据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9),运用灰色GM(1,N)模型与产业协同集聚相对指数法,从产业融合、城市群集聚层面精准测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程度.研究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已经从制造业主导走向二者协同融合模式.在产业层面上,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融合程度加深;在城市群层面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总体呈现出一定的区域空间集聚化发展趋势,融合模式逐渐由单一城市或地区主导,转变为城市群内部之间的协同集聚.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采用2005—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1)整体而言,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2)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在中、西部为促进作用,在东部呈抑制效应;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存在于东、中部地区,在西部为负效应,说明要素拥塞和“路径锁定”效应存在。(3)交通运输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促进合理化水平提升,科学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高级化有促进作用。(4)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在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中具有相反作用,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工资水平和政府支出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而高级化则受市场化程度、消费水平、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通过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在空间上形成协同集聚。西部城市的联立方程计量分析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效应还不够完善,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集聚的拉动作用不大。高等教育、通讯传输、城市规模、工资水平等外部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形成协同集聚都具有重要影响,进而提出了促进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