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两业协同集聚的特征、格局与路径——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基于2013—2021年新疆十五个地州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分析,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研究发现:两业发展地区差异性较大,目前已形成了制造业发展以“昌吉州”为增长极,生产性服务业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地的经济地理分布格局。两业集聚结果显示南北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心优势凸显,但二者集聚在空间分布上有错位现象;协同集聚结果显示两业协同集聚水平区域发展不均衡,且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大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南北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应利用集聚中心优势,充分发挥其地区规模经济和行业经济效应;同时密切产业联系、协调企业布局、优化行业发展短板,以制造业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为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创造良好的环境。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云南制造业FDI的影响研究

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稳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助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本文从产业集聚的视角,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外商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以云南省为例,通过系统矩估计((System-GMM))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促进制造业FDI增加的重要手段,而制度环境作为政府参与市场资源分配的体现,抑制了外资的正向流入。最后,针对性地提出适合云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共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均衡发展

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遭遇退运的情况日益严重。尽管退运金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很低,但出口企业因退运而遭受的损失和产生的影响不能忽视。本文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发展不均衡是造成我国出口商品退运的深层原因,并分析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均衡发展的积极意义和促进二者均衡发展的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对天津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已日益成为影响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文章以天津为研究对象,采用序列DEA和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天津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这种影响效应显著存在,且对于产业链较长、工艺技术相对复杂的装备制造业促进作用更大。

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优化发展研究

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较大的需求空间,同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又为制造业提供了更优质的服务支撑,两者表现出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融合、协同优化发展的趋势。认识和运用产业与产业间协同优化发展的规律,对促进山东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优化发展,实现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及门槛特征

通过构建协同集聚指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空间层面的协同性进行综合评价,并以2008—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样本,利用动态GMM分析产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从规模和效率维度来看,协同集聚经济增长均呈现出“倒U”型演进特征。其中,信息化、城镇化、投资水平以及对外开放度都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政府干预则显著抑制经济增长,但市场化与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从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门槛回归结果来看,当经济规模过小、人口规模过小或过大时,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明显。因此,在城市产业布局及政策调整中,应注重人口规模与经济体量相匹配,强调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以及高端人力资本的支撑。

安徽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模式判定: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借鉴Logistic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度进行理论界定,分别讨论了水平竞争、水平协作和垂直协作三种情形下模型的均衡解。研究发现,存在水平竞争关系的产业构成的共生系统,产业平衡规模水平是由外生的资源供给和产业相互影响系数内生决定,与共生单元产业固有的成长率无关;对称互惠共生均衡调整时间短且均衡稳定,而非对称互惠共生均衡调整缓慢且不稳定。建立计量模型,估算出1992—2012年间安徽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共生度并对二者共生模式进行经验判定。目前安徽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正处在非对称互惠共生向对称互惠共生转变。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分析了江苏省作为高级要素投入的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价值链攀升中的内在逻辑。基于2006-2016年江苏省内各地区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显示,省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的崛起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接着通过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不同影响,得到鲜明的结论,这将为江苏省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提供参考意见。

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以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例

技术创新是推进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政府科技投入的有力支撑。基于2005—2019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科技投入直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并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了两产业协同集聚,即技术创新在政府科技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高效分配科技投入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以促进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策略分析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在一国产业结构中占据很大地位,是一国制造业内涵提升的重要支撑,但目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由于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程度不够,没有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融合度进行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与交通运输、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传输业融合度偏高,而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度低。因此,正确认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互动的发展趋势,提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策略,才能更好促进经济发展。

“营改增”促进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吗?

“营改增”作为我国税制改革史上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厘清“营改增”政策影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理基础上,结合2003-2013年间我国277个城市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作用。结果显示:“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基于城市规模的分组回归发现,“营改增”政策对中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果最强,而对小城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果不明显;进一步细分产业层级的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效应更大。由此为持续优化税制结构助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价值链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的调查与思考——以南通市通州区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动机制的实质是产业原有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在联动中找准产业发展特征,拓展发展空间,实现价值最大化。实现基于价值链视角的联动发展,制造业自身要夯实基础、错位发展、集群发展。同时政府要发挥引导与服务作用,行业协会要发挥协调引领作用,企业要发挥主体作用。

互联网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非一体化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考察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2009—2019年数据,重点对互联网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非一体化的形成机理和经济效应进行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研究发现:两大关联产业(部门)为争夺有限的服务资源开始空间分异,对生产成本尤其是要素成本的不同需求是驱动进一步分离的内在动力,互联网则加速了这一进程;空间非一体化能够通过劳动力要素的分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研发要素的知识溢出效应和制度环境的创新效应则在空间非一体化演进的中后期才能有效释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中应不断优化城市间空间分工体系,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加强产业信息化建设,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非一体化深度演进,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

功能性服务集群促进制造业集群升级的机理研究

本文通过模型分析探讨了功能性服务与制造业互动的机理,并以浙江义乌专业市场群为例提炼出功能性服务集群促进制造业集群升级的四大效应:成本节约效应、价格发现效应、信息与技术外溢效应及专业化和国际化渠道效应。最后结合我国功能性服务集群的发展现状和困境,提出了发展功能性服务集群促进产业升级的政策思考。

浅议推进综合保税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紧密,贯穿于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是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综合保税区(以下简称“综保区”)作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高地,需要不断创新业态、优化结构,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发展。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本文在提出理论机制与测算中国30个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和多重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1年间,全国绿色创新效率波动上升,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呈缓慢下降;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U”型特征,且这一结果在处理稳健性问题后依旧成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U”型且即将跨越拐点,而非长江经济带仅具有线性关系;知识溢出及税收竞争在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及环境规制还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了不同方向的调节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国制造业依旧呈现疲软状态。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破除制造业的发展困境,成为当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城市群"为空间研究范畴,构建了产业协同集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间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2个城市群2003—2011年的相关数据,检验了城市群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显示:(1)面向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正向影响;(2)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的改进,是面向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途径;(3)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不同城市群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认为,加强城市群(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结构调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推动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水平,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改善制造业企业组织管理效率,提高企业自身的技术效率等,是提升当前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有效途径。此外,鉴于不同城市群内产业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拥有较多技术先进企业的城市群,应注重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而拥有较多技术落后企业的城市群,应更加注重产业的专业化发展。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检验——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生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演进的VAR模型,基于长三角地区1986-2011年间产值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制造业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的增强效应,而生产性服务业对其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产业内部的关联效应较弱;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拉动作用要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两者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资源争夺效应。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生产性服务业对提高制造业效率的影响为负。当发生短期波动时,会受到较大的反向调整力重新回到长期均衡稳定的状态,说明该区域产业结构有固化趋势。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促进长三角产业有效互动的政策建议。

外部性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以天津市为例

以天津市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外部性理论的三大集聚因子显著地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的结论。其中,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和知识溢出效应吸引两大产业部门在空间上邻近分布,而劳动力池的共享并没有发挥正向的促进作用,反而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另外,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趋向于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在空间上邻近分布,而劳动密集型和能源依赖型制造业部门在空间布局时主要受劳动力市场、能源等因素影响,对邻近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布局的必要性较弱。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

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扩张更多依赖国民经济各物质部门投入,并非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消耗为基础,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消耗方"重传统、轻现代",对科技咨询、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等现代服务业需求严重不足。究其原因,与我国经济过早去工业化、企业生产追求大而全、服务供给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关系密切,未来应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在提升制造业自身发展水平基础上,不断变革、创新制造方式和服务业态,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