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网络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研究

我国经济正处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基于价值链体系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在由价值链向价值网络演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从作为价值链服务环节的提供商、互补者到制造业的战略伙伴,可以通过外包、价值链延伸、嵌入式发展,积极融入制造商网络。通过提供更专业化、个性化、低成本和柔性化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助力先进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促进服务型制造企业成长,推动建设现代化的产业组织体系,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是推动产业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的核心引擎,可加快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步伐,助力“中国制造”行稳致远。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可正向驱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融合式创新与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门槛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技术融合式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方能发挥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助推作用。在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处于(0.051-1.332]区间时,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赋能效应更强。基于此,提出夯实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基础、构建多主体交互创新生态网络、筑构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格局等政策建议,以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③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研究

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生态位模型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差异与竞争现状。结果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宽度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其中融合基础生态位宽度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是导致我国生态位宽度呈梯度分布的主要原因。生态位重叠现象普遍,区域间存在激烈竞争,其中地理位置和优势主导产业相近更易形成相同的融合路线,导致重叠度较高。生态位适宜度整体水平偏低,融合子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均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特征。

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也由重总量扩张转变为重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融合发展,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促进全球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数字经济为背景,介绍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必然性与耦合效应以及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实现路径,为助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进行实证检验,探索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②数字经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两业”融合程度的促进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正向促进“两业”融合;④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度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⑤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度上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现实挑战与策略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强化本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嵌入和提升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进程中,中国制造业的成效比较明显,但作为制造业升级重要支撑的生产性服务业则存在明显不足。生产性服务业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受到数字技术、制度环境、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质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总体还比较落后,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技术提升程度有限,服务贸易竞争力较弱,生产性服务业开放程度有限,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良性互促还有待加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内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积极有序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发力。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度评估——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与比较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协作、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文章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了1995—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程度,并基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探讨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拉动作用以及受到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995—2020年,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且在不断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也主要流向两者,且向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流动趋势更为明显,表明了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趋向;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更明显,而低技术制造业受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需要在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下发展,水运和仓储业则对低技术制造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此,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强产业关联,构建产业互动发展机制;提升科技支撑,促进产业高效协调发展。

耦合协调视角下中国省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韧性关联研究

在逆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等多重背景下,经济韧性已被视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指标。本文将经济韧性的讨论引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行业领域,基于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耦合协调视角深入讨论两大行业韧性的内在关联、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从全国层面来看,两行业韧性水平整体上均呈现增长态势,其耦合协调水平虽然在2015-2020年间则经历“W”型波动,但总体上二者韧性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波动中提升至初级耦合协调阶段;(2)在八大经济区层面,耦合协调水平在区域间出现显著的分化特征,表现为南部沿海及东北经济区的协调水平下降,而大西南经济区表现出上升趋势;(3)核密度估计结果发现,耦合协调水平在提升进程中呈现地区差距扩大的事实特征,且八大经济区各自的走势具有异质性;(4)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信息化和市场化促进了耦合协调水平提升。为适应全球经济结构变化,政府需进一步加强行业支持,推动协同发展,制定差异化战略,注意多方面影响因素,以促进全国经济的均衡与持续增长。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视角测度我国30个省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并借助Tobit模型探究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整体水平随时间推移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梯度分布,东部地区融合效率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效率存在非对称性,基于GML指数分解可知,技术进步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支撑效率的提升,技术效率阻碍了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数字技术、劳动力素质、市场竞争对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效率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南京都市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 及其协同集聚研究

基于企业大数据资源,结合空间外部经济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对南京都市圈内两大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南京都市圈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一极、两区、多组团+多点”的独特格局,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强度高于制造业;(2)制造业呈现以南京市为中心向周边县市区扩散的趋势,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倾向于向各城市的核心城区聚集发展。(3)南京都市圈内中心城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低于边缘县区地带。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推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

本文在提出理论机制与测算中国30个省市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创新效率水平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了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和多重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11-2021年间,全国绿色创新效率波动上升,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呈缓慢下降;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显著“U”型特征,且这一结果在处理稳健性问题后依旧成立;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呈“U”型且即将跨越拐点,而非长江经济带仅具有线性关系;知识溢出及税收竞争在产业协同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及环境规制还在两者的关系中起到了不同方向的调节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制造业服务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且这一结果在不同技术复杂度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特征,即中低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能增强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发展水平和省域技术创新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服务化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空间SDM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外溢、节约成本、增强交流三方面对本地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抑制了邻近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对于促进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特征——兼与京津冀各省的对比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有助于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基于河南、北京、天津、河北2007、2012、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四省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特征及变化趋势,得出以下结论:豫、京、津、冀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用户,河南、河北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更大且占比更高,但结构有待优化;四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产业波及效应主要是在供给端,为制造业提供商务、物流服务等。在需求端,河南科技、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有待提高。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演进与机理研究

在探究京津冀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度的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两个行业协同的时空演进趋势和特征,并对有关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在空间维度上,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聚集呈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时间维度上,上述两个行业的协同出现了高级化演进趋势,即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度逐渐提升,对区域发展效能的提升存在较大拓展空间。此外,有关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度受地区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水平的影响。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系统测度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并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两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两业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同时,两业协同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此外,降低CO_(2)排放和资源错配水平是两业协同集聚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路径。

技术创新政策能提升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技术效率吗?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现有技术创新政策对两行业融合路径尚不明确。为此,基于2009—2018年相关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和动态fsQCA方法研究技术创新政策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单一条件难以产生高融合技术效率;政府政策组合呈现高科学技术支持,非高政府采购的一般规律;高融合技术效率的条件组态伴随时代发展,由“孤注一掷”向“面面俱到”再到“内紧外松”逐步演化。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