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网络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模式研究

我国经济正处于传统制造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基于价值链体系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在由价值链向价值网络演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从作为价值链服务环节的提供商、互补者到制造业的战略伙伴,可以通过外包、价值链延伸、嵌入式发展,积极融入制造商网络。通过提供更专业化、个性化、低成本和柔性化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助力先进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促进服务型制造企业成长,推动建设现代化的产业组织体系,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格局转变的同时,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增强。选取2012—2021年ADB MRIO数据库中62个国家样本数据,从互联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数字技术应用三重视角出发,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其中数字技术应用的作用效果更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②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要素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重要途径;③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因行业生命周期和目的国(地区)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最后,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法律制度、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政策建议,可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正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经济发展特点也由重总量扩张转变为重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新时代背景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融合发展,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促进全球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时代的产业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数字经济为背景,介绍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必然性与耦合效应以及二者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实现路径,为助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研究

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生态位模型测度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差异与竞争现状。结果表明: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生态位宽度空间上呈现东高西低分布特征,其中融合基础生态位宽度两极分化极其严重是导致我国生态位宽度呈梯度分布的主要原因。生态位重叠现象普遍,区域间存在激烈竞争,其中地理位置和优势主导产业相近更易形成相同的融合路线,导致重叠度较高。生态位适宜度整体水平偏低,融合子系统生态位适宜度均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是推动产业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的核心引擎,可加快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步伐,助力“中国制造”行稳致远。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可正向驱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融合式创新与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推动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门槛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技术融合式创新水平跨越门槛值后,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方能发挥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助推作用。在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处于(0.051-1.332]区间时,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对于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赋能效应更强。基于此,提出夯实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基础、构建多主体交互创新生态网络、筑构创新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格局等政策建议,以加快推进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

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进行实证检验,探索数字经济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②数字经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对“两业”融合程度的促进更为显著;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正向促进“两业”融合;④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度的促进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⑤不同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对“两业”融合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在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度上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度评估——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与比较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协作、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文章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分析了1995—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程度,并基于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探讨中国不同类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拉动作用以及受到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995—2020年,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本身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较高且在不断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也主要流向两者,且向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流动趋势更为明显,表明了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趋向;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更明显,而低技术制造业受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生产性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需要在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下发展,水运和仓储业则对低技术制造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此,应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加强产业关联,构建产业互动发展机制;提升科技支撑,促进产业高效协调发展。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重视角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对外对内开放双重视角,考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并且走出去的促进作用更大;(2)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后向参与的促进作用,而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能够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的开放对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4)生产性服务业引进来和走出去均能够通过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制造业服务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有助于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且这一结果在不同技术复杂度和不同地区具有异质性特征,即中低技术复杂度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贸易开放度能增强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制造业发展水平和省域技术创新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制造业服务化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借助空间SDM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外溢、节约成本、增强交流三方面对本地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显著地抑制了邻近地区制造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该研究对于促进生产性服务集聚、提升制造业创新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政策启示。

河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特征——兼与京津冀各省的对比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有助于促进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基于河南、北京、天津、河北2007、2012、201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分析了四省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特征及变化趋势,得出以下结论:豫、京、津、冀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用户,河南、河北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规模更大且占比更高,但结构有待优化;四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产业波及效应主要是在供给端,为制造业提供商务、物流服务等。在需求端,河南科技、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有待提高。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测度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已然成为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优化制造业发展及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我国政府近年来为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陆续出台一系列相关文件与措施,旨在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本文首先梳理了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理论成果,以此为基础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深入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分析结果显示,两业的融合水平呈现出积极上升的趋势,并且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六大主要产业之间的灰色关联度全部保持在50%以上的高水平。其中,同制造业关联度最显著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灰色关联度则相对较低。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为我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提供有益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空间效应与机理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通过将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引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公式,基于产业集群理论、产业关联理论、流空间理论以及中心地理论,利用OLS回归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对不同空间尺度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主要结论如下:(1)在包含京津冀全域的情况下,京津冀制造业和本区县大多生产性服务业并未产生协同集聚效应,仅金融业具有明显提升作用。(2)行政区边界对生产性服务业输出的效率提升作用产生明显影响。京津冀三地制造企业倾向于优先从本地区寻找服务供给,省际行政边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输送产生明显的阻滞作用。(3)中心地理论的等级原则依然部分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仅金融业例外。在京津冀低等级区县从高等级区县获得生产性服务业产品更加有可能提升其制造企业的生产效率。(4)京津冀制造业还处在依靠实物投入获取规模化效益阶段,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使用对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以信息为依托,将知识、人力等具有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资本作为中间品向先进制造业投入,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业的精细化发展。201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5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如何影响城市生态效率?

以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表现出U形特征,而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正向显著影响城市生态效率。(2)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在地理区位、城市规模异质性约束下表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结构升级效应提升城市生态效率。当资源配置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处于低水平门槛区间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提高城市生态效率,一旦越过门槛值,其效果由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

技术创新政策能提升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技术效率吗?

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现有技术创新政策对两行业融合路径尚不明确。为此,基于2009—2018年相关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和动态fsQCA方法研究技术创新政策对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装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单一条件难以产生高融合技术效率;政府政策组合呈现高科学技术支持,非高政府采购的一般规律;高融合技术效率的条件组态伴随时代发展,由“孤注一掷”向“面面俱到”再到“内紧外松”逐步演化。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区域比较研究

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生产性服务和制造业融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选择。从京津沪渝四个直辖市和粤鲁苏浙四个较为发达省份综合来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效应和协同发展趋势,同时存在省市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异特征,且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还与工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表现在规模上其对工业的前向关联效应较弱。当然,近期呈现出生产性服务业在增长速度上与工业增速高度相关的发展态势。为更好实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协同发展,我国在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要转变制造业和服务业传统“二分法”思维,确立生产性服务业优先发展地位,着力推进研发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坚守健康底线推进环保等高增长领域先行发展和坚持规模化导向推进商务服务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纺织服装业价值链跃迁路径探析

在经济新常态、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中国制造2025”视阈下,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纺织服装业亟需深化供给侧改革,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探寻价值链跃迁新路径。依托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构建产业高度、产业广度、产业纵深三条路径,即分别为向价值链两端纵向延展提升、获取高端价值区段,拓展产业广度、开拓新兴子产业及新业态新模式,及跳脱原有价值链束缚、孕育产业内生技术优势、推进价值链质的跃迁等多元路径推进价值链跃迁升级,并形成多维度价值链生态系统。为避免成为纺织服装业价值链跃迁的桎梏,亟需深化生产性服务业自身的供给侧突破以实现双链协同跃迁,并从多渠道构建两产业融合、协同跃迁的外部生态系统。